非洲经济史：叛乱层出不穷，葡萄牙人该如何稳定税收？

引言

东非沿海城镇在融入世界经济的第一阶段所享受的政治独立同时也是其总体经济薄弱的一个因素。除了基尔瓦这个暂时性的例外，这一区域中没有一个城镇能够积聚起足够的对外贸易来支撑本地的集约发展。只有到外部贸易力量欧洲的葡萄牙人和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人在沿海强行立足的时候，一些贸易集散地才获得了较稳定的主导地位。

从此，内陆腹地可以更有效地与沿海地区联系起来，市场商品的生产也开始了重大转变。葡萄牙人最早到来，他们对贸易变革野心勃勃，但恰恰是因为野心，他们最终达成的目标较少。阿曼人响应并借鉴了欧洲人的计划，且最终根据东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情况作出了相应调整，促进了更大程度的地方发展。

在东非经济变革的背后是控制印度洋、东南亚和东亚海上贸易路线的竞争。尽管斯瓦希里沿岸从来不是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主要目标，但瓦斯科达伽马在他划时代的1498年航行中，于马林迪利用了当地城镇的竞争状态，获得了前往印度所需的领航员。在葡萄牙人后来建立的印度洋贸易体系中，印度的果阿成为行政中心，非洲海岸线极南段的莫桑比克成为一个主要补给站，而耶稣堡控制下的蒙巴萨则提供了支配斯瓦希里北部海岸的手段。

葡萄牙人管辖东非贸易和从中收税的企图导致当地叛乱层出不穷。然而与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情况不同，在这里没有其他欧洲竞争势力想要替代葡萄牙的位置。于是，这一角色被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阿曼接了过来。在葡萄牙人到来以前，阿曼和波斯的西拉夫一样，向东非派出商船，但并不想寻求任何政治控制。

作为对葡萄牙人控制其原有基地的回应，阿曼人按照欧洲方式改良了其船只的制造和武器装备，继而对蒙巴萨的葡萄牙人发动了反攻。蒙巴萨的耶稣堡在1698年落入阿曼人手中，葡萄牙人很快向南至基尔瓦的其他沿海城镇派遣了小规模的守卫部队。葡萄牙人仍然控制着莫桑比克沿海，甚至在18世纪初几次威胁了阿曼人控制并不稳固的北方。最终阿曼人在桑给巴尔岛建立了自己的东非首都，成为这一区域的固定存在。

继而，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围绕着这两个外部霸权展开。葡萄牙人开发莫桑比克的手段包含了粗暴而又明目张胆的国家计划，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1569年为了征服穆帕塔的绍纳人王国进行的远征，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能完全控制本地黄金生产。这次冒险后来被证明在军事上耗资巨大，而葡萄牙人获得的经济利益则有限，他们只是获得了直接参与小规模内部市场的权利。

17世纪后期，随着穆帕塔国家更有活力，更偏向贸易保护主义的继任者昌加米尔的罗兹韦王国崛起，葡萄牙人的这种特权也被剥夺。沿着赞比西河葡萄牙人夺取了穆斯林人在稍靠内陆的塞纳建立的贸易站，然后继续向西扩张，在太特和宗博建立了主要贸易中心。赞比西河谷下游的整个广阔区域都被认作王室领地，并以普拉佐地产的形式分配给了一些葡萄牙人，以期能够推进农业产品和矿产品稳定、集约化的生产。

普拉佐制度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与其法律形式并不相符：对于许多地产拥有者而言，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们本已拥有的土地；普拉佐的创造者们常常是印度人或非裔欧洲人，而非葡萄牙移民，这在创造者的后代中更为普遍。他们统治领地的方法很像非洲酋长，大量使用被称为奇孔达人的奴隶武装。

普拉佐制度建立商业性农业的努力完全失败了，而它试图按照地方传统使用奴隶挖掘黄金的成果也不尽如人意。最终，普拉佐制度从促进商品生产的角色转向了向周边地区搜集商品。18世纪后期，当东非第一次感应到法国和巴西对奴隶的需求时，普拉佐制度才开始能够很好地供应这一商品，但在此期间它们也变得难以被沿海地区控制了。

在沿海地区，莫桑比克岛和克利马内这两个处于赞比西三角洲的港口逐渐替代了索法拉成为内陆腹地商品的主要出口地。贸易路线不再像以前一样经过北方，不是途经东非城镇就是穿过波斯湾，而是直接前往印度。葡萄牙人只能间接从这一体系中受益，因为东非的黄金和象牙从未到达欧洲，而是在印度被用来购买香料和其他亚洲商品。

但葡萄牙王室仍觉得必须通过收税和限制性许可的方式来确保莫桑比克贸易直接利润的大部分落入葡萄牙王室和人民的口袋，其结果是葡萄牙权力机构和主导莫桑比克贸易的印度商人之间的持续冲突。一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一体系对葡萄牙人来说依然运作良好，因为借此他们可以对黄金出口保持一定的控制权，使其保持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水平，不再继续下降：大约不到每年0.5吨。

然而，18世纪后半叶，年均黄金产出（原因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下降到了100磅出头。在此时的莫桑比克海外贸易中，象牙和奴隶占了主导地位，其来源地主要是赞比西河谷北部地区。因此，桑给巴尔崛起的时机到了，它不仅是一个替代者，也是对于东非广大内陆而言更有效的贸易集散地。阿曼人在桑给巴尔的据点相比莫桑比克有两项优势：地理位置优越和统治者对待外国商人的政策更为宽松。

虽然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侵犯迫使阿曼人采用了欧洲的造船方法，但其政府的行政机构－在阿拉伯半岛和后来在东非－都不能容许对商人的严密控制。此外，阿曼人的贸易利益与其他来到海岸的群体有互补性，而不是相互竞争。阿曼人主要将波斯湾的商品带到东非来交换奴隶，印度商人专门用纺织品换象牙。葡萄牙人之后最早经常进入当地市场的欧洲人来自法国。18世纪后期，法国人在莫桑比克和基尔瓦用印度洋波旁岛和法兰西岛(现在的留尼旺岛和毛里求斯）出产的糖来换取奴隶。

奴隶的数量足以同时满足法国人和阿曼人的需求，因为阿曼人此时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东非主要种植园。19世纪，作为英属印度帝国的延伸，英国在波斯湾地区和东部非洲沿海建立了非正式的政治霸权。其贸易方面的后果包括对奴隶贸易持久但部分有效的干预以及对现行自由贸易体系的正式化。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与桑给巴尔的阿曼人政府签订了“最惠国待遇”协定，开始输入日益增多的制成品来换取象牙、树脂、丁香和其他“合法贸易”产品。

与其他印度洋区域进行的帆船贸易日趋繁荣，其中包括在19世纪出口的50万奴隶。在东非的印度人虽然不再能进口南亚棉花，但仍然向家乡出口商品（尤其是象牙和丁香），他们为代理商和投资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早期，桑给巴尔的阿曼政权便不再是阿拉伯势力，而成了一个东非势力。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布赛义迪王朝的一支将桑给巴尔作为了自己的永久居住地。

在其他沿海城镇建立控制确实需要武力，但一旦为人接受后，维持统治的负担就较轻：小规模的驻防、按出口商品价值5%计算的关税以及能够保证对外出口商品途经桑给巴尔港。桑给巴尔人对东非内陆地区的贸易渗透几乎完全以自发的私营企业形式进行，它以沿海地区资本集中和内陆人口扩张的行动作为基础。但在从肯尼亚的蒙巴萨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的北部沿海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桑给巴尔人的影响依旧不大，贸易路线的总体发展也较有限。

在这一地区，阻挡内陆迁徙的自然屏障也给贸易活动带来了困难。此外，该地区从古代开始便建立起来的规模不大却重要的贸易活动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受到了重创，放牧的奥罗莫人侵略者带来了战乱，影响了从索马里到蒙巴萨北部的整个地区。但到了18世纪后期，奥罗莫人开始接受一些来自索马里和肯尼亚沿海的小型沙漠商队，甚至在内陆的小部分区域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企业。

除了蒙巴萨，康巴人也接入了沿海贸易体系，并向内陆渗透，远至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山脚地区。但1850年以后，所有这些贸易路线都笼罩在了来自坦桑尼亚北部沿海的桑给巴尔商队的阴影下。在坦桑尼亚南部兴起了一种不依赖桑给巴尔人而直接组织的贸易形式，并且还非常繁荣。从18世纪后期开始，基尔瓦人（此时已经将其据点逐渐从岛上搬到大陆）的贸易活动得到复兴。

结语

正如阿尔佩斯详尽记述的那样，解答这一进程的关键在于探究18世纪后期尧族内陆商人将其象牙和奴隶的贸易集散地从莫桑比克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动机，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样做能够更好地把握与法国人贸易以及参与阿曼一印度贸易的机会。从基尔瓦引出的陆上路线到达了马拉维湖－当时亦称尼亚萨湖周边人口稠密的地区，这里向东非沿海提供了大量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