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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两汉的历史进程分成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汉高祖到汉宣帝的西汉前期中期;
第二阶段是西汉的元、成、哀、平到王莽的新朝,即两汉的过渡期;
第三阶段是整个东汉。
(朋友可能要说东汉为何不分为前期、后期?这是因为东汉前、后期的经济结构比较接近,无须多画阶段)
一、经济成分
第一阶段中下层地主和自耕农在战乱抛荒后获得土地,精耕细作,分散型土地制度成为经济主导;
第二阶段是过渡期,豪强出现并崛起,逐渐侵吞兼并中下层地主与自耕农土地,中下层地主和农民破产,很多更沦为奴婢。
第三阶段豪强庄园成为经济主导。豪强庄园产业丰富,能自给自足,并聚族而居,建立宗法制度稳定内部秩序,且有自己的宗族武装。
这也是经济的发展规律,土地由分散必然走向集中,形成豪强庄园,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终必然农民起义,经济结构大洗牌,建立新的王朝。
二、统治阶级身份
秦朝占统治地位为关中军功地主,而在地方占据统治地位的为关东六国贵族集团(豪强),均为身份性地主。
秦末义军中,项梁项羽以江东子弟兵为班底,代表了六国贵族集团利益;而刘邦以丰沛集团为班底,代表关东中下层地主利益,此后又吸引了依附集团(张良、陈平等)。
在秦末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六国贵族集团(如项梁、项羽、魏王豹、赵王歇、韩王昌、齐王广等)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韩王信封侯,还活到汉初)。
刘邦建立汉朝,从刘邦到汉宣帝,汉朝皇帝代表了中下层地主的利益。尤其是汉武帝更厉行打击豪强政策,郭解、灌夫等豪强被清理诛灭。
第二阶段土地大规模兼并,豪强(包括大地主和豪商)崛起,农民破产,很多沦为奴婢,经济凋蔽,民变不迭。而汉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都无能为力,元城王氏崛起,最终由王莽夺取政权手上。王莽托古改制,想实行王田制,把豪强土地收归王有;又想将奴婢私有,禁止买卖。这些异想天开的改革激起了更大的反弹,酿成了绿林和赤眉起义。王莽被推翻,刘秀在血泊中建立起东汉王朝。
第三阶段刘秀以南阳集团、颍川集团、河北集团和关陇集团等豪强为班底,决定了东汉王朝代表豪强利益。
东汉前期以黄老治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招抚流氓,赈济贫乏、释放奴婢等,把公田租赁或赏赐与贫民,这种措施有利于恢复经济。不过刘秀重新丈量土地由于豪强激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到了东汉中后期,豪强疯狂扩张,加上统治阶级娇奢淫逸,东汉民生凋蔽,最终酿成了黄巾起义。
尽管刘邦和刘秀都是依靠农民起义发家,但由于社会经济成分和统治阶级身份的变化导致了西汉与东汉的方方面面有质一般的区别。
三、政治制度
西汉承袭秦国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和郡县制,不过从汉武帝起,这些中央政策出现调整,而到汉光武帝刘秀时,新的政治体制形成。
中央上,三公九卿制度设立对相权有利,必然导致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汉武帝任用身边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为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军国大事,形成“中朝”决策机构。而原有的三公九卿成了外朝。王莽时已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和大司空,“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刘秀彻底架空了三公,政事全归尚书台(这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先驱,相当于中朝内朝变成了外朝)。
地方上,西汉汉武帝设司吏校尉,替中央监察地方,又将全国定为十三州,设刺史监察。待到东汉时,刘秀重置刺史制度,检举郡县官员。而到东汉末年,刺史掌握了地方行政大权,成为军阀割据的领袖,这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总体上,东汉在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上,都落实西汉的强化君权措施,从制度层面讲皇权更加巩固了,实际效果却完全不是这样。
四、权力集团
1、皇权
两汉时期的皇权受到一些限制,三公、诸侯王、外戚和宦官,而士大夫阶层对皇权也有影响。
两汉的明君都意图增加皇权,当然历史进程不随皇帝意愿变化。皇权加强与否,与皇帝的能力有莫大关系。
第一阶段的皇帝能力卓著,逐渐从三公、诸侯王、外戚和宦官手里收回权力(即使环境艰难如汉宣帝,依然从霍氏集团手里收回大权);
第二阶段的皇帝昏庸无能,致使大权旁落,落入外戚王氏(成帝、平帝时)、丁氏傅氏(哀帝)之手;最终王莽建新朝取代汉朝。
第三阶段东汉前四帝能力卓著,到后期皇帝或者昏庸无能或者年幼无力,最终大权旁落。
但总体而言,东汉时期的皇权比西汉更为没落了。
东汉在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时皇权尚强,由于豪强实力强大,和帝后朝廷权柄为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掌,皇帝成了傀儡。权的外戚和宦官,拥有禁军,拥有豪强地主庄园,实力更为雄厚。
当外戚做大时,皇帝只能联合宦官诛灭外戚,则不免将宦官培养成一个新的豪强;此后新皇帝又会形成新的外戚,循环反复。而外戚和宦官,两瓶毒药,你必须喝一壶。
相较而言,西汉时期的汉宣帝清除霍氏外戚集团,就完全不需要借助宦官的势力了。
2、外戚
两汉时间的外戚对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阶段的外戚有吕太后为首的吕氏(汉惠帝时)、窦太后窦婴为首的清河窦氏(汉景帝汉武帝时)、王太后田蚡为首的王氏(汉武帝时)、卫青卫子夫为首的卫氏(汉武帝时)、霍光为首的霍氏(汉昭帝、汉宣帝时)。第一阶段的外戚有制衡因素,如皇帝、士大夫,或者外戚内部相互制衡,所以外戚没有东汉时期那么强大。
第二阶段的外戚有史高为首的史氏(汉元帝时)、王凤到王莽的元城王氏(汉成、平帝时),丁氏傅氏(汉哀帝时);
第三阶段的外戚有马太后的马氏(东汉章帝时)、窦宪和窦太后的窦氏(东汉和帝时)、邓太后和邓鸷的邓氏(东汉安帝时)、阎太后阎显的阎氏(东汉安帝时)、梁商梁冀的梁氏(东汉顺帝、冲帝、质帝、桓帝时)、何进何太后的何氏(东汉灵帝、少帝时)……
东汉的外戚除出身一般的阎氏和何氏,其余均来自豪强东汉六大家族(帮助刘秀复兴东汉王朝的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东汉擅政的外戚拥有禁军,拥有豪强地主庄园,实力更为雄厚,皇帝被迫利用宦官来制衡外戚。
东汉末年随着董卓入京,诛杀外戚和宦官,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
3、宦官
然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均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没有宦官擅政情况。
对擅政,然终归属于少数。
第三阶段宦官成为了举足轻重一足,例如郑众蔡伦(东汉和帝时)、顺帝十九侯(东汉顺帝时)、五侯(东汉桓帝时)、曹节王甫(东汉灵帝时)、十常侍(东汉灵帝、少帝时)等,这是因为外戚实力太强大,制约因素太少,皇帝被迫联合第三股力量宦官来制衡甚至消灭外戚,这样的后果造成了宦官擅权。皇帝去世后,又有新的外戚,新的宦官,于是东汉出现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局面。一直到东汉末年,随着董卓入京,诛杀外戚和宦官,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
4、士大夫阶层
汉朝的人才选择采用察举孝廉制,由汉武帝创建,为西汉朝廷吸纳了不少人才,如董仲舒、东方朔等,多为中小地主;东汉时,察举制逐渐为豪强垄断,选官以阀阅为标准,这是历史的倒退。
东汉的豪强地主部分为权力阶层(如外戚和宦官),另外部分为士大夫阶层,他们世代传经,崇尚儒学,重视对子弟教育,同时收徒讲课。中小地主只有投靠豪族,成为其门生故吏方才有政治出路。这样发展下去,逐渐形成了士族门阀,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家族。
士大夫阶层或士族在东汉时为清流,与擅政的外戚宦官坚决斗争,并引起了两次党锢之祸。
随着黄巾起义爆发,士大夫官僚转与外戚宦官合作,镇压起义;而随着董卓入京,诛杀外戚和宦官,终结戚宦之争后,士族成为了朝廷的支柱力量,并成为魏晋时期的统治阶层。
5、诸侯国
两汉时期的地方制度为郡国并行制,而两汉的诸侯国权力不断削弱。
汉高祖刘邦诛杀异姓王韩信彭城英布韩王信和卢绾,自此诸侯国皆刘姓;吕后杀赵王刘如意,杀掉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大封诸吕。汉文帝平定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又把齐国分成六国,淮南国分成三国。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彻底打垮了诸侯国,剥夺了诸侯实际统治权力,封国仅仅供给其“衣食租税”,任官之权归于皇帝。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又平定淮南王刘安的叛乱,诸侯国式微,再也掀不起任何波澜。
到了东汉时期刘姓诸侯亦无作为。尽管曾有山阳王刘荆、楚王刘交之乱,但亦是轻松平定。不过,东汉末年刘焉、刘表、刘虞等刘姓诸侯割据一方,倒是风光一把。
五、文化制度和经学
汉代自刘彻独尊儒术后,官学和私学均得到空前发展,中央有太学,地方有学、校、庠、序等;东汉后儒学之风更盛。
西汉官学指导思想为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此后由于今文经学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王莽当政后,在刘歆推动下,古文经学迅速发展。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最终,经学家马融、郑玄融合今、古文之说,平息今、古文之争。
六、少数民族
汉朝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汉武帝汉匈之战为界。汉武帝之前,匈奴侵犯汉朝,汉朝被迫采用和亲政策;而汉武帝大汉匈之战大胜后,汉朝扭转了对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局势,进入吊打模式。
两汉出现了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陈汤、窦固、窦宪、班超等名将,匈奴等国是刷政绩的工具而已。匈奴在汉朝强大攻势下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其中一部更是往西迁移,因此酿成了亚欧民族大迁移。不过东汉末年曹操放匈奴入中原,为晋朝五胡乱华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