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被公认为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之一。他英雄盖世、勇武过人，凭借一己之力，打下了东汉的万里江山；此外，他还敦厚谨慎、宽以待民，无论是皇帝、将军、丈夫、父亲、朋友，任何角色他都能完成得游刃有余。

一、柔道治国

俗话说：“乱世用重典”。在天下统一之初，开国皇帝往往要运用严刑峻法，以杀伐的手段治国。其中尤以明太祖朱元璋为典型。然而光武帝却另辟蹊径，偏以“柔道治国”。

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冬，早已称帝的刘秀回到故乡南阳，在宴请乡亲时，刘秀曾表示：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而这，是刘秀第一次实际地向天下宣布，自己要以柔道治国。而在实际施政中，刘秀也充分贯彻了自己对“柔道”的理解。

首先，刘秀偃武修文，能和平解决，就绝不使用军事手段。皇太子刘庄曾问刘秀军旅之事，能征惯战的刘秀却故意避而不谈，说：“此非尔所知”。当匈奴遭遇灾荒，臣子们纷纷建议进行征伐时，刘秀却毫不犹豫地予以了拒绝。毕竟经历了王莽之乱，百姓已经饱尝战火之苦，能不打仗，那就不打仗吧！为此，刘秀还“退功臣而进文吏”，让功臣走下一线，从武定天下改为文治，从战时体制转化为和平体制。

其次，刘秀针对社会上的奴婢问题，也多次进行指示。从建武二年开始，光武帝就不断颁布诏书，只要是被迫出卖为奴婢之人，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同时，刘秀还公布了奴婢保护条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下诏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人权法案。

再次，刘秀大幅度减轻赋税，与民休息，招募流民，奖励耕植，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最后，在个人问题上，刘秀不饮酒、不玩赏珠玉、不好色。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而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刘秀总是赐给骑士。

就这样，因战乱而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而人口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农商失业, 食货俱废” ,“ 庐落丘墟, 田畴芜秽” 的现象也得到了充分的逆转。可以说，刘秀“柔道治国”的理念，真可谓是利国利民了。

二、度田事件的争议

在古代，刘秀“柔道治国”一直被视为仁政的典范，广受后人称颂。但是到了近代，随着阶级史观的流行，“柔道治国”逐渐被否定，被史学家视为一种对豪强地主的宽纵。

例如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

“他（刘秀）的所谓以“柔道, 治天下”, 无非是要充分满足地主阶级民贪欲, 使封建国家成为地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

而范文澜、田昌五等老前辈也认为，刘秀的“柔道治国”是“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是向“地主阶级投降”。而在其中，最大的罪证就是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的“度田事件”。

那么何为“度田事件”呢？

在两汉之际，豪强经济已经出现了恶性的膨胀，他们聚族而居、广占田地，到处搜罗奴婢，隐匿户口，与政府争夺人力和赋税。同时，他们还称霸一方，聚兵积谷，攻杀长吏，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策源者。在新莽失鹿、天下征战的过程中，他们往往“ 起坞壁, 缮甲兵” , 集结宗族宾客，招纳依附流民，组织强大的武装， 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其中尤以刘秀的故乡——河南、南阳为甚。

刘秀统一天下后不久，立即派出忍受统计人口和田亩数量。但是由于豪强的抵制，出现了“ 天下垦田多不以实, 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的问题。根据《后汉书·刘隆传》记载：

十五年, 诏下州郡检核其事, 而刺吏太守多不平均, 或优饶豪右, 侵刻赢弱, 百姓磋怨, 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 帝见陈留吏犊上有书, 视之, 云“ 颖川、弘农可问, 河南、南阳不可问” 。帝洁吏由趣, 吏不肯服, 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 在握后言曰: “ 吏受郡救, 当欲以垦田相方耳。” 帝曰: “ 即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 ” 对曰: “ 河南帝城, 多近臣, 南阳帝乡, 多近亲, 田宅逾制, 不可为准。” 帝令虎贲将洁问吏, 吏乃实首服, 如显宗对。”

简单翻译来就是，在建武十五年，刘秀考核各州郡的田亩、人口数量，发现刺史太守在执行过程中非常不公平，优待豪强，将赋税、徭役负担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其后，刘秀又在陈留郡的案牍上看到“ 颖川、弘农可问, 河南、南阳不可问”。于是刘秀就自言自语道：“这是啥意思？”结果年纪刚满12岁，未来的汉明帝刘庄在一旁解释道：“河南是功臣的故乡，南阳是皇帝的故乡，官员害怕得罪人，因此田宅和人口很难考核清楚。

最终，刘秀派人专门查证此时，发现南阳、河南的田地人口果然没有查实，也证明了汉明帝的早慧。在盛怒之下，往日的“老好人”刘秀也露出了他的獠牙。就在当年的十一月，刘秀就杀了前汝南太守、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要知道，欧阳歙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儒，在河南地区享有极大声誉。为了留住他的性命，甚至有千余名太学生赶赴宫门前为他请求。然而，一向自我标榜尊重的儒学的刘秀却毫不留情，直接将欧阳歙下狱处死。

杀了中央大老虎，刘秀立即将屠刀伸向了地方上的中等老虎，根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

（建武）十六年… … 秋九月, 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也就是说，刘秀又连续杀了河南尹张伋以及好几个郡守，可谓是雷霆手段。除了被处死的官员以外，还有许多官员被免职、降级：

《后汉书· 刘隆传》: “ 十一年, 守南郡太守… …十五年, 诏下州郡检核其事… … 明年, 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 特免为庶人。”

《后汉书· 魄嚣传》: 王元“ 初拜上蔡令, 迁东平相, 坐垦田不实, 下狱死” 。

《后汉书· 鲍永传》: “( 永) 出为东海相, 坐度田不实, 被征, 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 诏书逆拜为充州牧, 便道之官。”

《后汉书· 儒林传》: 牟长“ 稍迁河内太守, 坐垦田不实免” 。

《后汉书· 酷吏传》: 李章“ 出为琅邪太守… … 后坐度人田不实征, 以章有功, 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 会病卒” 。

除此之外，还有赵熹、伏恭、樊晔等人因不明原因，在建武十六年被降职。根据学者推测，他们的遭遇很可能与“垦田不实”有关。

很显然，“度田事件”是东汉官场的一次大地震，牵涉相当广，除了河南地区，荆州、豫州、兖州、青州等地都遭到了波及。由于杀人太多，甚至连刘秀自己都感觉有些过分。根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刘秀曾对马援说：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 ”然而马援却安慰他说：“死得其罪, 何多之有？”

拔掉了中央大老虎、地方中老虎，刘秀终于可以向遍布地方的小老虎们亮出屠刀了。由于刘秀厉行“度田”，感到自己的核心利益遭到侵犯的地方豪强们纷纷起兵：

“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 攻劫在所, 害杀长吏。郡县追讨, 到则解散, 去复屯结; 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很显然，“大中老虎”的死，逼急了豪强，导致他们四处煽风点火，聚众造反。可以说，“度田事件”已经演变成危害东汉政治稳定的事件。前文还提到，青、徐、幽、冀四州的叛乱之火最为炽盛，这是因为此地曾是张步、董宪、王郎、彭宠和张丰等割据势力的老巢。很显然，这些地方的豪强只是表面上服从了东汉的统治，当天下有变，他们便趁势跳出，反攻倒算。

为了镇压叛乱，以郭沫若为首的近世史家大多认为，刘秀对豪强地主采取了妥协，因而放弃了“度田政策”，使东汉正式成为一个“豪强的王朝”，甚至连现在的某些教科书仍采用此观点。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为度田辩诬

最近，在臧知非等史学家眼里，说“度田政策”失败，或许是过于草率的结论。是从东汉政权代表豪强地主利益这一既定前题出发所作的逻辑推论，不是深入分析史实的结果，是有违历史实际的。

实际上，度田政策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执行，而刘秀在处理豪强叛乱问题上，手段也非常巧妙，可以说是刚柔并济。根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在地方豪强进行大规模叛乱后，刘秀采取了一个相对巧妙的手段：

冬十月, 遣使者下郡国, 听群盗自相纠滴, 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 皆勿问, 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硬捐城委守者, 皆不以为负, 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 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 赋田受察, 使安生业, 自是牛马放牧, 邑门不闭” 。

在针对叛乱问题上，刘秀采取了镇压和分化瓦解两手抓的手段。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国,传达朝廷命令, 让“ 群盗自相纠摘” , 以五人共斩一人者“ 除其罪” 的方式, 加速“ 群盗” 的内部瓦解。很显然，许多造反者是受豪强裹挟，被迫造反。若像王莽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皆予以诛杀，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因此，刘秀允许这些被裹挟之人斩贼投效，戴罪立功。

另一方面，刘秀暂时废弃汉武帝制定的“ 沈命法” 。按照“ 沈命法”，境内出现叛乱的官员，也会遭到诛杀。出于对这个酷法的恐惧，官员们往往会“ 逗留回避故纵” 与“ 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但刘秀却摒弃前嫌, “ 不以为负” , 只以“ 获贼多少” 为条件, 让他们立即进行镇压。刘秀下达诏令之后, 各地官吏如释重负, 纷纷起兵进行镇压，而叛乱也在官兵的围追堵截中被镇压。

按照郭沫若等人的观点，刘秀采取了“徙其魁帅于它郡, 赋田受察, 使安生业”，这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的表现。对于这些叛乱的凶徒，竟没有将其一杀了之，而是将之迁徙至别处，给予其田地，让他们“各安生业”。

然而实际上，这些“魁帅”都是武断乡曲的地方大姓，他们之所以能兴风作浪，是因为他们在故乡拥有极大的势力。如今将他们迁徙至别处，就等于剥夺了所有财产, 剥夺了在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和影响。试问这样一无所有的平头百姓，又有什么值得惧怕的呢？

与敢于杀人的朱元璋不一样，刘秀仍心存仁慈，不愿过度杀戮，毕竟犯错之人也有自新的可能。实际上，刘秀是给了这些豪强地主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说刘秀的强力镇压是“刚”，那么他的迁徙豪强政策就是“柔”了。

那么度田是否像史学老前辈说得那样，没有得到继续贯彻呢？实际根据史书，东汉朝廷对于地方人口、田亩的统计，已经成为常制，每年都会进行。《后汉书· 百官志五》有云：

“各县邑道要于每年“ 秋冬集课, 上计于所属郡国” , 注引胡广说“ 秋冬岁尽, 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 盗贼多少, 上其集簿。” 这里的上计又称为“ 算人” 或“ 案比”，实际就是“度田”的别称。

此外，根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

( 建武)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 日有蚀之, 在胃九度。胃为察仓, 时诸郡新坐租之后, 天下忧怖, 以谷为言, 故示象。

也就是说，在度田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各郡进行了“新做租”。所谓“新作租”就是重新统计田地以及人口，所以才导致“天下忧怖”。

总之，刘秀的“柔道治国”并不等于软弱以及无原则，对于该杀之人，刘秀从吝惜下以狠手，而这正是刘秀“柔中带刚”的地方。在刘秀刚柔并济的施政手段下，东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民的负担得到了很大减轻，潜在的叛乱势力也得到了惩治，可谓一举多得。在刘秀的铺垫下，东汉最终实现了“明章之治”。若无刘秀度田的成功，这样的盛世又如何会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