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长江与海洋文明交融盛景迪拜最帅王子哈曼丹小妾生的龙凤胎好受宠，原配生的嫡子，被冷落

　　西周立鸟盖悬铃铜罍，随州市博物馆藏。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湖南博物院藏。

　　观众欣赏来自绵阳市博物馆的东汉摇钱树。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航海博物馆提供

　　三星堆与金沙文物交相辉映，吴王剑与越王剑凛凛生威，各窑口的外销瓷璀璨多彩……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的“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上，13省市41家博物馆的180件文物珍品汇聚一堂，其中一级文物多达64件。这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级文物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大、参展单位最广的一次原创特展，以长江流域重大考古发现为依托，展现长江的辉煌文明和航运成就，讲述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互动交融故事。

　　多元文化百花齐放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通过航运和海外进行交流互动。在江海交汇的上海举办‘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既是回顾长江串联江海之滨物质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程，也是体现长江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此次展览策展人、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主任毛敏说。

　　与以往的长江主题展有所不同，此次展览聚焦“长江与海洋文明”，系统展示长江航运历史文化，彰显长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馆员、展览内容策划蔡亭亭介绍，展览按照历史脉络，分为文明渊薮地、大江经纬篇、扬帆起千埠、江海互吞吐4个单元，长江航运和江海互动这一主线贯穿全局，在前两个单元作为暗线，在后两个单元成为明线。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展览入口通道两侧的展墙上，数十首描写长江的诗句熠熠闪光，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邈远的时空隧道，探寻长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从“文明曙光”凌家滩、“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商王重邑盘龙城、青铜宝库大洋洲，到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三国朱然墓、隋炀帝墓，乃至2022年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等——展览集中呈现了34项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其中有13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15项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空间跨度从长江上游、中游到下游，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

　　考古发现证实，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各流域早期文明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展厅里一只古朴可爱的陶塑家猪出土于崧泽遗址，距今约7000年—6000年，为研究家畜饲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蜀国是长江上游早期文明中心，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主要代表。古蜀文化中的大量器物对眼睛着力表现。粗眉立眼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与金沙镂空铜眼形器对照展示，凸显了古蜀文化的神秘诡谲。

　　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分布着众多方国，它们吸收中原文化精华，创造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是迄今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商代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大洋洲的青铜礼器、兵器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洋洲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体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扁足也是长江流域南方青铜器的特色。

　　曾国（随国）是西周早期南方的重要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正是这一时期的曾侯墓地。叶家山出土的立鸟盖悬铃铜罍，盖顶立着一只仰头展翅的鸟，双耳侧立兽首，颈部伸出全雕的兽首，四面饰有夸张的扉棱和兽面纹，外底悬铃，装饰繁复华丽，令人惊叹。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也有出土。

　　吴国与越国濒长江、通大海，是河网纵横的水乡泽国。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互相征伐，先后称霸。吴越青铜器以兵器最为著名，反映了吴越先民悍勇尚武的面貌。

　　江苏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线条流畅，锋刃极其锋利，历经2500年依然寒光逼人，是目前已知的吴王夫差剑中长度最长、保存最完好的。此剑采用错金、镶嵌、铸铭、刻铭等多种工艺，剑格部分深铸兽面纹，再镶嵌绿松石，剑箍上也嵌有细若沙粒的绿松石，剑首铸有8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同心圆壁非常薄，铸造难度极大。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越王鹿郢剑，剑格两面均有错金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於睗即鹿郢。据《竹书纪年》记载，鹿郢是越王勾践之子，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9年在位。越王剑发现于楚地，可能是由于战争、礼聘往来等原因。

　　黄金水道四通八达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连通陆海，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蜿蜒6300多千米的悠悠江水，为流域人民带来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

　　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顺江南下来到滇池，建立滇国，把长江中游的先进文化带到西南地区。云南广南出土的西汉羽人船纹铜鼓是云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铜鼓。鼓面饰太阳纹，鼓胸有4组羽人竞渡纹，船身狭长呈弧形，首尾以鸥鸟头尾为饰，反映了古滇人的造船技术。船上有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众多人物。鼓腰纵分成14格，格中有羽人对舞和剽牛等图案，表现了声势浩大的祭祀场景。

　　益州（今四川一带）是长江支流岷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不仅解决了岷江水患，还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四川地区出土的摇钱树、舞蹈俑、击鼓说唱俑等文物，反映了汉代蜀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四川多产井盐，除了供给蜀人生活所需，还沿长江输往各地。四川博物院藏制盐画像砖出土于邛崃花牌坊，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采卤煮盐的场景。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是三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挂剑图漆盘工艺精湛，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盘底部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5字，证明其产自蜀地。“蜀地生产的漆盘出现在长江下游东吴将军墓中，说明当时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势力管辖范围，但由于长江航运的贯通，彼此间仍有密切的交流。”蔡亭亭说。

　　隋唐之际，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长江水运格局。沿着干支流与大运河，长江得以贯通南北，连接全国各地，进而通向海外。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既是航运中心、物流驿站，也是文化枢纽。

　　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海内外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展览中呈现了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伎乐飞天纹金栉、长沙窑青釉褐彩鸡心纹罐等珍品，折射出唐代扬州商贸繁荣、中西文化交融的盛景。

　　江州（今江西九江）位于长江干流与支流赣江交汇点，上通川楚，下至苏杭，是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宋元时期，江州商贸发达，漕粮、瓷器、茶叶、木材等货物吞吐量巨大。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至元三十年“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铜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烧钞库铜印。烧钞库是元代负责销毁残损纸币的机构，烧钞库铜印发现于九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九江经济的繁荣。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交通线，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象牙等经此传入巴蜀。

　　江苏南京仙鹤观出土的东晋玻璃碗，经成分检测可知其属于钠钙玻璃，不同于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碗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花工艺是萨珊玻璃的典型风格。这件进口玻璃碗在当时属于贵族专享的奢侈品，是六朝时期长江流域与海外贸易往来的见证。

　　丝绸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物产，行销海外，广受欢迎。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专指蜀地生产的提花织锦。蜀锦在走向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双狮雪花球路纹蜀锦，上面的球路纹为西亚地区流行的纹样。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长江流域越窑、长沙窑、景德镇窑等名窑生产的瓷器大批外销，对沿线地区的社会生活、饮食文化、陶瓷生产等影响深远。长沙窑是中国早期外销瓷的代表性产地，以烧造高温彩瓷为主。此次展览中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莲花纹碗，来自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是从扬州出航、途经广州、前往阿拉伯地区的商船，船上装载数万件长沙窑产品，多以褐、绿彩绘西亚风格纹饰。“黑石号”的发现，表明长沙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

　　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交流不仅是商品贸易与技术传播，还体现在宗教与文化的交融互通。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衍生出法华宗、禅宗、净土宗等众多本土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通过中外高僧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是长江与海外文化交流互动的典型例证。此次展出的东晋“东林寺乞米”罐，通体饰方格纹，颈部阴刻行书“东林寺乞米”5字。据考证，这是东林寺僧人化缘所用的盛器。东林寺位于九江庐山西北麓，东晋时由僧人慧远创建，系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净土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后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展览的最后有一面照片墙，展现了长江航运的繁华景象。江流滚滚，跨越古今，连通中外。江海和合，共同谱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