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史（四四）：御侮

太元二年十二月，郗超去世。

郗超的离世，对即将到来的淝水之战影响不大，但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铺陈金鼓交鸣的淝水之战之前，我们不妨岔开一笔说说郗超，权当一个有趣的小插曲，缓和一下战争的紧张气氛。

郗超之于桓温，犹如郭嘉之于曹操。两个人的共同点，在于同样英年早逝，同样奇计迭出。郗家能在东晋政坛上占据一席之地，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历来对朝廷比较忠诚，郗超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能放开手脚。在他看来，改朝换代跟吃饭喝水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桓温图谋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他始终不遗余力，为之鞍前马后地奔走，深得桓温信任。

有一个成语叫“入幕之宾”，说的就是郗超的故事。

有一次，谢安与王坦之拜访桓温，桓温让郗超躲在幕帐后偷听。一阵风吹过，幕帐被卷起，谢安不经意间看到了郗超的脚，于是打趣道，“郗君真可谓入幕之宾。”郗超字嘉宾，谢安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双关语。成语“入幕之宾”的本意，是形容关系亲近的人或者参与机密的人，但是许多人望文生义，以讹传讹，所以如今这个词往往被用来错误地形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桓温在世之前，留守建康的郗超炙手可热，连谢安去拜访他也得大门口等着排队。桓温去世之后，谢安入居中枢，打压郗超。郗超因此对谢家颇为不满，但这并不影响公事，谢安推荐谢玄重建北府兵时，许多人认为谢玄年轻，恐怕担负不起重任，还有的人认为谢安启用谢玄是出于私心，郗超却以为谢玄定然不辱使命，谢安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举贤不避亲。

临终之际，郗超把一箱书信交给心腹，说如果我的父亲因为我死而形销骨立，你就把这一箱书信交给他，不然就把它烧掉。郗超死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郗愔果然茶饭不思，悲不自胜，随从于是把那一箱书信交给了他。郗愔一看，发现是郗超与桓温的来往信函，内容全是密谋颠覆东晋朝廷，不禁怒骂，“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从此以后，他对郗超之死再也不提，健康状况也渐渐有所好转。

接下来切入正题——淝水之战。

太元三年（378）二月，即郗超去世的第三个月，苻坚谨慎地迈出了征服东晋的第一步——进攻襄阳。

前秦有南下之意是路人皆知的事，由谢安主持的东晋朝廷当然不能束手待毙。当苻坚的利剑一寸寸出鞘的时候，谢安也一分分地拉开了弓弦，推行了一系列与战争环境相配套的战时政策。

东晋的官场上一度盛行玄学，士人的忠君观念比较淡薄，对朝廷几乎没有什么向心力可言。谢安当政之后，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场旨在树立中央权威的文化运动，有针对性地淡化玄学，奉行推崇忠君观念的儒学。

此外，他还对税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此之前，东晋的税制主要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按丁征税，第二个阶段是按田征税，在谢安的主持下，东晋税制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即按口征税。

按丁征税盛行于东晋初期。根据东晋律令，女子为丁的标准是看她是否出嫁，未嫁者以年满二十为丁，男子为丁的标准不详，应该是沿袭西晋的税制，以年满十三为丁。东晋年间的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许多民户依附于门阀士族，变成了无需交税的“黑户”，所以这种税制对朝廷相当不利。

庾亮主政时代，变税制为按田征税。这种税制的特点，是不看人口，只看土地，人口可以藏匿，土地却是难以藏匿的。显而易见，这种税制对门阀士族不利，却对下层百姓有利。

在谢安的主持下，按田征税变成了按口征税。这种税制的特点，是除了王公和正在服役者之外，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帝国的臣民就得承担赋税。推行新税制的基础，是桓温当政时期主持的土断，正是由于桓温搜检出了大量托身于门阀士族的“黑户”，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到了户籍上，谢安才得以实行新税制。

经过谢安的调整，门阀士族变成了征税对象，底层百姓的经济负担无疑也加重了，尽管这只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但它难免会激化内部的阶层矛盾。对此，谢安制定了对应的补救措施，即给予门阀士族一定的政策性补偿，比如加官进爵，并减免由底层百姓承担的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其他徭役赋税。东晋的徭役赋税名目多达六十多种，对于底层百姓而言，从减免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徭役赋税这个政策中获得的利益，足以抵消新增的税收。因此，就总体而言，东晋帝国内部对此次税制改革还是比较满意的。

除了文化领域的文化运动和经济领域的新税调整，谢安还在军事领域进行了一项军事改革，即重建北府兵。既然说到了北府兵，在此顺便理一理它的来龙去脉。

由于北府兵的大本营在京口，所以，北府往往和京口是等同的。事实上，北府兵的大本营起初并不是在京口，而是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广陵。永嘉之乱过后，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在南下途中大致以宗族为派系，逐渐分化出了许多规模不一的流民军。如果任由流民军过江，不但会影响到江东的治安，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东晋朝廷也会受到冲击，所以朝廷在广陵设置了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

广陵在建康北部，北府之名由此而来。朝廷设置北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接应南迁的门阀豪族；一方面是为了统一管辖流民军，管辖的方式则是授予流民帅各种官衔；一方面则是为了把流民军限制在江北，利用他们抵御胡人政权南下。流民帅知道自己不受朝廷信任，宁愿徘徊在长江与淮河之间，也不愿意脱离军队到建康任职。因此，在东晋初年，流民军和朝廷的关系并不紧密，只是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而已，有些流民帅甚至同时保持着与东晋和胡人政权的往来。

以王敦之乱为转折点，流民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在晋明帝司马绍和郗鉴的谋划下，流民军成为平定叛乱的中坚力量。郗鉴本人出身士族，有可靠的门户背景，便于得到朝廷的信任，他本人作为流民帅之一，也便于得到其他流民帅的信任。所以，乱平之后，以他为首的一批流民帅开始进入朝廷，一部分流民军也得以渡江南下。此后的一段时间（截止苏峻叛乱），是朝廷与流民军的蜜月期。

没过多久，苏峻发动叛乱，郗鉴掐断了叛军窜入三吴的去路，并与盟军主力合力剿灭了叛军。在此时的江北，胡人政权内部比较稳定，并无南下意图，汉人南迁的浪潮趋于平息，对于东晋而言，上下游之争已经取代了南北之争，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苏峻叛乱即将平息的时候，郗鉴把北府的治所迁移到了更为靠近建康的京口。

经过苏峻之乱的冲击，朝廷意识到了流民军的危险性，重新调整了与流民军的关系，再次严密地把他们锁定在江淮之间，不过彼此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郗鉴的斡旋下，流民军逐渐被统一整合，变成了一支可以与上游强藩分庭抗礼的武装力量。陶侃、庾亮数次谋废王导而不可得，以及桓温在与朝廷抗衡的过程中谨小慎微，不敢急躁冒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北府兵的忌惮。北府兵的兵力并不固定，随北府军帅的个人能力而定，如果军帅声望高，依附的流民帅多，兵力就多一些，反之则少一些。

石虎死后，中原大乱，北府兵的主要职能再次发生变化，由原先的拱卫京师、抗衡上游，变为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随同北府兵一起行动的，还有西府兵。

西府，指的是位于建康左侧的豫州，它与建康右侧的北府像两条臂膀，保卫着建康的安全。西府的形成，始于谢家经营豫州期间，但谢家的经营成果有限，没有在当地形成郗家那样家族影响力和军事实力。

桓温控制豫州、徐州之前，朝廷多次主持北伐，西府兵和北府兵折损颇多。桓温控制豫、徐之后又数次发动北伐，两府兵力再增损耗，有的将士战死沙场，有的将士随同主力撤退，另外一部分则在战乱中被打散，与主力失去联系。

谢玄重建北府兵之前，谢安曾经将淮北的一部分流民军迁移到淮南落籍，以增加兵源，充实北府兵力；谢玄接管北府之后，联络到了与北府失去联系的那一部分流民帅，再次将他们组建到了新军当中。原先为谢家的西府效力，后来在北伐期间与西府失去联系的刘牢之，就是在这时候重新回归，被谢玄任命为北府兵的高层将领。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一个历史问题——重新组建的北府兵为什么能被迅速排上用场，在淝水大决战当中大放异彩？主要就是因为流民军和流民帅在江北常年与胡人兵勇缠斗，锻造出了强悍的战斗力，经过重新编组的新军基本上不需要进行军事操练就能投入战斗。

加强朝廷权威、增加财政收入、重新组建北府兵，这就是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朝廷在战前的准备工作。那么，上游的桓冲做了什么呢？

苻坚之所以拿襄阳开刀，主要因为它是荆州的北大门和北伐的出兵地，如果攻占襄阳，再打通襄阳与巴蜀之间的通道，继而入侵荆州，使上游连成一片，就可以走当年西晋灭吴的老路，对下游的东晋帝国构成顺流而下的战略优势。

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在长江以南，少部分地区在江北。如果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与前秦在江北展开决战，就得把上游驻军调遣到江北，前秦则有可能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一步步地蚕食敌军。因此，桓冲在前秦大军南下之前收缩战线，采取纵深防御策略，把军府迁到了江南的上明（湖北松滋），在江北只留下了以襄阳为中心的几个重要据点，意图利用它们分流前秦兵力，各个击破。

苻坚摸透了桓冲的用意，知道对手无意在江北进行决战，大胆派遣五路大军，总计十七万人，以长子苻丕为主帅，绕过襄阳北部的据点，直扑襄阳而来。

沔水是长江北部的一条重要支流，襄阳在沔水南岸，此时襄阳的守将是朱序。大战打响了，朱序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军情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以为秦军没有战舰，难以渡过沔水，事先几乎毫无防备。利用朱序的疏忽，前秦先锋冒险骑马渡河，一夕之间就来到了襄阳城下。朱序大惊，匆忙退守内城并予以加固，但外城毕竟失守了，守军的战舰也随之落到了敌军手中。随后，前秦先锋把战舰运到沔水南岸，顺利地把主力接到了襄阳城下。

前秦大军多达十七万，襄阳守军只有一万多人。仰望城头的朱序，苻丕不以为然地冷笑，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襄阳城下，围而不攻，派遣慕容垂等人率领其余的兵力，陆续扫清了襄阳的外围据点，把襄阳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然后集结全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城战。桓冲有心救援，奈何敌军的兵力过于强盛，一时间只能按兵不动。

襄阳之战的消息传到建康，谢安铺开山川地理图，皱着眉头苦思不语。虽然他与桓冲有些不和，但国难当头之际，门户冲突已经不值一提了。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可走——联袂携手，捐弃前嫌。

沉思许久，谢安做出了两个重要决策：其一，运送军粮到荆州，以供桓冲调配；其二，派人奔赴江北，命令谢玄出动北府兵在江淮开辟东线战场，牵制秦军的一部分兵力，缓解桓冲所承受的压力（这是北府兵在秦晋对战期间首次登场）。

谢安开辟了第二战场，苻坚随机应变，也在江淮一带开辟了第二战场。同年七月，苻坚出动大军七万，向淮河流域的彭城、淮阴、盱眙、下邳等军事要塞发起猛攻，为了配合在前方游动作战的北府兵，东晋朝廷出动了五万大军驻守姑孰，充当北府兵的后援。紧随其后，苻坚再次出师，攻打襄阳西侧的军事要塞魏兴（陕西安康），意图打通巴蜀与襄阳之间的通道。

如此一来，秦晋交锋的一线就出现了三个主要战区，即西线的魏兴、中线的襄阳、下游的江淮。三大战区当中，以处于秦军包围当中的朱序的处境最为艰难，因为他内外无援，需要凭借弹丸之地抵挡兵力是自己十倍的强敌。他在战争初期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名将毕竟是名将，当襄阳周边据点被扫清，苻丕正式发动攻城之战以后， 他硬是凭借孤城一次次打退了敌军的猛攻。桓冲虽然派遣了援军，但援军害怕敌军的强盛，迟迟不敢向襄阳进发。

同年（378）十二月，长安的苻坚对襄阳之战失去了耐心，派人给苻丕送了一把剑，说如果明年春天还不能占领襄阳，你就自我了断吧。苻丕惊惧不已，督促全军使出吃奶的力气攻城，却依然不能逾越城头一步。就在苻丕不知所措的时候，朱序的副将李伯护唯恐城破之后丧命，于太元四年（379）二月秘密派遣使者出城，与苻丕商议了里应外合之计，在城里发动叛乱，生擒朱序，把他押送到了长安。

对于沦为阶下囚的朱序，苻坚并没有以囚徒视之，相反，他给予了这个顽强的对手极大的敬意，委以重任，把他安排到财政部门出任主管，并处死了出卖主帅的李伯护。

至此，以襄阳失守为标志，中线战役暂时结束，秦晋的第一轮交锋告一段落，苻坚暂时胜出。

在第一轮交手过程中，占据攻势的始终是前秦，这个帝国的实力太雄厚了，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先后出动二十多万人，有条不紊地把他们投入到三大战场上。反观东晋这一方，打得就有些吃力，兵员和物资都无法与前秦相提并论。大厦将倾之际，这个相对弱小的帝国虽然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桓冲与谢安的配合很默契，勉强抵挡住了前秦的第一轮攻击，但襄阳的失守毕竟是个重大损失，因为这意味着一线被撕开了一个裂口。

接下来，冲突将继续升温，战争将进入愈演愈烈的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