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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时的交通全然无法与今日相比，但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很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广受关注的譬如洪桐大迁徙、湖广填四川……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多是古人为谋求生机而组织，参与者也主要是终日为衣食操劳的普通民众。但在历史上，其实也还有过世家门阀的大规模迁徙，譬如西晋末年开始的衣冠南渡：是什么让他们放弃曾经的地望，放弃积累数代的部分家产，也要居家迁徙到遥远的新地方重新打拼？
一、中原不宁，故园不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原作为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发达的政治、先进的农业、璀璨的文化……世家大族在此发家，盘踞，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经济局面——因而如若不是出现什么影响重大的意外，这些世家大族势必不会主动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
但世家大族虽往往拥有足以左右某些政权的能力，却并没有强大到能够抵抗一切负面因素，以永远维系地望的安宁与繁荣。正如在西晋末年，混乱的西晋朝野和步步逼近的北方异族突破了世家大族们的层层“防御”。中原陷入战火，“中国”不再是“中国”，世家大族的产业深受波及，士人们的政治职权化为泡影……性命之忧摆在眼前，西晋的世家大族又怎么能不南迁至相对稳定的地方呢？
二、凄然南渡，翕然安家
当然，来自中原的不同地域，出自不同的家族，人们在南迁一事上的种种具体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在离开中原而南下避祸的诸多中原士族中，大量士族的南渡可被视作自发南下，但也有不少是因为政治斗争而走或因军事行动而迁。
西晋永嘉至刘裕事实上控制东晋，平定桓玄之乱的近百年间，被作为官方史料的《晋书》所载的南迁宗室、士族和文武官员，就多达72人。这些人的家眷、宗亲、仆从、门客等也自然多有跟随。因而与其说至少有72位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南迁，不如说至少有七十余家北方的世家大族、政治新势力等举家南迁。
其中自发南下的多是深谙时局且最看重性命的世家大族和各政权的宗室。《晋书》载，永嘉末年，即公元312年前后，出身世家的前赵参军邓攸主动投降东晋，进而起身南下。在邓攸之后，宗室司马勋；成汉宗室李势、李福、李权；成汉世家王誓、王瑜、邓定、常璩；后赵世家刘波、刘启、刘述、卢勖、卢循；后赵宗室石混；前秦世家朱序、徐元喜、徐义；前秦宗室张天锡、苻朗、苻宏；后秦世家辛恭靖等出身不俗的北方勋贵们也纷纷打点产业，南下避祸。
而还有一些曾经在北方活跃于朝堂的势力，因为政治斗争、政权变迁等因素而被动南下。诸如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后燕丞相慕容德不敌来犯的北魏，便终带着四万民众和两万七千车辆南撤而建南燕。期间跟随慕容德的河北士族，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清河崔氏、平原刘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清河房氏、平原明氏等。
同时，不少武官、边镇州郡长官，在直面战争后也选择了投降，或在被俘后就此定居南方。譬如《晋书》就记载：后赵的徐州从事朱纵主动投降；成汉的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在被俘后投诚；后赵的冠军将军王洽、扬州刺史王浃主动投降；冉魏的南蛮校尉桑坦被俘，豫州牧张遇则主动投降……
三、北风绵延，南风盛起
在历史上，永嘉以来的南迁者和他们的迁移行为首先被概括称为“衣冠南渡”。前文我们提到的那些勋贵便是个中典型。虽然那些留下姓名的南迁者多是曾经生活优渥的宗室、世家、官员，但他们南迁时所面对的异族紧逼，不复以往从容的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以及确实已经失去了的经营多年的地望，也终究让他们难以遮掩或纾解心中的那份“只把他乡认故乡”的背井离乡之痛。
因为心中有这份不甘，以桓温为代表的南渡后的成熟势力才会始终坚持北伐，意图收复本该属于“中国”的“中国”。但也随着在江南安家置业，落地生根，更多的南渡新一代已然开始逐渐认同自己的江南人身份。北伐也逐渐成为“过去式”。
当初南渡时，北方的勋贵，尤其是西晋旧族们带着更先进的文化。南渡后，尤其是在东晋政权建立后，许多南迁的士族还重新受到了政权的重视。文化的优势与政治的优势交织，衣冠南渡的北方人虽然是南方的“外来者”，却逐渐投入到南方的建设，发展之中。继承儒家正统的北方士人将北方深厚的文化底蕴移植到方兴未艾的南方。扎根土地的农人也将北方更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于南方的广大土地。同时，外来的中原文化与本土的吴越文化在相互试探中一点点交融……曾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南方日益繁荣，越来越多深陷北方战火的民众也举家南迁。
自西晋永嘉起，从宗室世家到平民百姓，多到难以计数的北方人为了寻求安宁的生活而来到南方。虽然在南方的生活一时间无法弥合背井离乡之痛在他们心中留下的痕迹，但相比于失去性命，南迁终究是上策。当然百年来也有人坚持不南渡——可阖家安危面前，又何必不南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