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北伐：祖逖北伐与东晋门阀体制管窥

祖逖北伐以其私家武装为核心，规模不大，但从西晋建兴元年（313）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伐，至东晋太兴四年（321）祖逖病死，坚持八年，一度占据黄淮地区，迫使羯人在华北所建的后赵不敢进攻河南。以往学界强调祖逖北伐的坚定意志和民族性，将失败原因简单归结为东晋统治集团的不支持和牵制，但如将祖逖北伐放置在东晋门阀体制中，就会发现祖逖北伐的成败和祖逖家族的覆灭，很多都是取决于东晋门阀体制的制约与影响。

祖逖北伐是东晋门阀体制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晋末年，北方胡族酋帅趁八王之乱后纷纷起兵建政，胡汉矛盾空前激化，北方高门士族、次等士族流民帅纷纷率领宗族乡里和依附人口流徙各地，南渡江淮。永嘉五年（311），都城洛阳陷落后，出身范阳次等士族的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在南渡途中，祖逖“多权略”，能应对北方混乱复杂的政治局势，他把自己的车马让给同行的老人、病人，把药物、衣粮与流民共享。由此，获得同行的乡党、流民的拥戴，被推为“行主”。祖逖率众到达泗口（今江苏淮安市西南）后，被西晋皇室在江南的最高统治者司马睿任用为徐州刺史，寻被征为军谘祭酒，遂率领家族乡党暂时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论，东晋形成了司马氏皇权与门阀士族共治天下，司马氏垂拱而居帝位，北方高门士族当权专兵，吴姓士族既得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门阀体制。高门士族可凭借权势地位获得田宅和劳力，而范阳祖氏、卢氏等北来的次等士族流民帅，大多处于统治集团中下层，所任职官在朝廷无实权，所任刺史、太守等地方官则无实土，无法给其带来实际权益。在吴姓士族看来，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一样是北来的“伧楚”，是被排斥的对象。在高门士族看来，次等士族虽有武力，但是与自身门第、文化、修养相差悬殊，无法与次等士族结为一体，只能对其阶层加以利用和防范。这是东晋门阀体制中无法克服的体制性缺陷。

北来次等士族实际上是在东晋门阀体制的夹缝中生存。高门士族可利用权力和地位，在建康及吴会地区获得良田美宅。没有政治权位的北来次等士族，虽尽量选择京口、晋陵等边远荒贫之地，安置追随自己南渡的宗族乡里和依附人口，但他们与吴姓士族围绕土地和粮食的冲突不断。如依附于祖逖的宾客义徒“多为盗窃，攻剽富室”，祖逖“辄拥护救解之”，饱受吴姓士族指责。祖逖所招徕的宾客大多是“暴杰勇士”，祖逖待他们如子弟，具有很强的战力，很可能会因争夺土地和粮食与吴姓士族爆发武力冲突。与其在江南受制于高门士族、吴姓士族的挤压，供养追随自己的家族成员、宾客都成问题，不如趁北方政局混乱，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开拓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门阀体制之内赢得一席之地，因此祖逖北伐是东晋门阀体制内部不同士族阶层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结果。

在祖逖提出要北伐雪国耻时，司马睿除给祖逖“千人廪，布三千匹”象征性的经济支持外，主要是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任其招募军队，赋予祖逖开辟地盘和扩充武装势力的政治合法性。当时，司马睿自身权位很不稳固，在政治和经济上尚需依靠高门士族、吴姓士族，没有能力给予祖逖北伐更多的支持。可见，门阀体制能给以祖逖北伐的实际支持极为有限。这使祖逖非常清楚北伐根本指望不上弱势的司马睿，只能靠自家子弟部曲。这是祖逖率众渡江北伐，当船至中流时发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原因。

祖逖北伐的双重性质与坞壁共同体的关系

祖逖北伐战略是先占据黄淮，然后渡河北进“扫清冀朔”。当时后赵势力尚未控制黄淮，众多坞主是黄淮社会秩序的主导者。由流民帅、本地豪强大族充当坞主的坞壁共同体，是当时北方社会基层较为普遍的组织形式。西晋在北方统治虽然崩溃，但在胡汉民众之中还有巨大的号召力。北方一些坚持抵抗匈奴汉国、后赵的胡汉豪强势力，如辽西鲜卑段匹磾、辽东鲜卑慕容廆、并州刘琨、河南李矩、郭默等都将“尊奉晋室”作为提升政治影响，获取民众支持的有力武器。中原汉族百姓也普遍有反抗胡族统治的民族意识。因此，黄淮坞主大多接受留在北方西晋官员的任命，或者自封为西晋刺史、太守等职衔，彼此之间既为争夺地盘混战，又因对抗胡族政权相互联合。

祖逖是奉司马睿之命出师北伐，统辖黄淮各地坞主的“统主”，具有黄淮各坞主无法比拟的正统性。如反对祖逖北伐，就是对抗晋室，就有可能部众离散，这是祖逖北伐所经之地，用来说服流民帅坞主听从自身号令，归附东晋的政治利器。因此，祖逖北伐具有鲜明的民族战争性质。黄淮坞主看重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坞壁和部众。祖逖北伐原本就含有为部众占有土地的经济目的，且北伐没有后勤支持，不断壮大的北伐武装需要大量粮饷军械。这使祖逖北伐所占一地就要“劝督农桑”，占有土地和筹措粮草物资。祖逖所率北伐武装实际上是一支有上万部众依附民，需要不断占有土地和吸纳劳力的垦殖共同体。这无疑会侵犯该地坞主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些坞主与祖逖反复为敌，乃至转而投靠石勒，换取军事支持的原因。由此，祖逖北伐又具有北来次等士族与黄淮坞主、后赵胡族政权，争夺土地和人口的兼并战争性质。

民族战争和兼并战争的双重性质，使祖逖不仅要坚持尊奉晋室、收复中原的政治口号，还需要用实际的经济利益获取黄淮坞主的支持。为此，祖逖虽拒绝与后赵通使，但默许部众、众坞主与后赵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考虑到坞主处于后赵军事威胁之下的实际，祖逖允许坞主既听命于自己，又可服从后赵。由此，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装是当时南北能在政治和经济上维护黄淮众坞主利益的政治势力。祖逖北伐也是以祖逖为行主、坞主的共同体与黄淮各类坞壁共同体威信凝聚力的竞争。祖逖能突破门第界限与地位低微的流民帅、土豪乃至依附民交往，“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在北伐武装共同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中，祖逖“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装是能给黄淮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和谐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从民族意识宣扬、经济利益维护、利益共同体构建看，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装是当时最能维护黄淮坞主民众利益，深得黄淮人心的政治势力。这是祖逖能获得黄淮坞主群体大力支持，以弱胜强打败后赵，控制黄淮的重要原因。由此，祖逖北伐是东晋时南渡次等士族在黄淮重新构建坞壁共同体组织的社会运动。

门阀体制是祖逖北伐武装失败、蜕变的重要原因

祖逖北伐属于司马睿授权祖逖领导的军事行动，司马睿虽没给祖逖多少支持，但祖逖北伐仍要受东晋朝廷政令的管理和门阀体制的影响。从战略上司马睿需要北伐占领黄淮，以扩大战略防御屏障；从财政上东晋朝廷能征发的赋役极为有限，官僚体系和高门士族群体消耗了大量财政，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从权力分配上，北方高门士族把持的东晋朝政，不会允许次等士族借北伐之机坐大难治；掌握江南财力经济的吴姓士族，则根本不支持给其带来不了任何利益的北伐。由此，东晋门阀体制需要，并且能支持有限度的防御性北伐，无法支持、也无法容忍长期以收复中原旧土、客观具有扩充北伐将领私人势力的进攻性北伐。这是祖逖北伐即将北渡黄河之时，司马睿派吴姓士族戴若思为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镇合肥，节制祖逖北伐的原因。这意味着祖逖北伐的终止，祖逖用北伐建功立业、在东晋门阀体制占有一席之地的努力付之东流，成为导致他悲愤骤卒的主因。

祖逖统率的北伐军是以祖氏家族、宗族成员为核心，以乡里部曲为基本成员，不断吸收依附民加以壮大，通过个人道德权威、血缘、乡里、经济关系结合而成的私人武装共同体。在中古时期，这种私人军队具有世代依附性，祖逖病卒后，其部众被其弟祖约掌握。祖约在统军抚御上远逊于祖逖，不为士卒、坞主所附，同乡李产就因此带领宗族北返任官后赵。长此以往，祖约统辖的上万部众可能就会离散。在东晋门阀体制中，次等士族流民帅几乎无法通过任官、联姻等正常途径，提升家族地位。既然无法继续北伐，祖约只能率领部众介入到东晋门阀权力斗争中，以期依靠武力军功实现权位跃升。祖逖所建的北伐武装共同体，由此蜕变为祖约提升家族地位的政治工具。

永昌元年（322），祖约所率的私家武装在东晋朝廷平定荆州刺史门阀王敦发动的夺权叛乱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掌握朝政的高门士族看来，祖约及其家族武装仅是一支用来打击荆州等地叛乱势力、抵御胡族南侵，可以随时牺牲抛弃的流民武装。受东晋高门士族掌军专权的体制限制，祖约没能凭借平叛之功进入东晋权力核心，“不豫明帝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祖约率军南下平叛之时，后赵步步紧逼，东晋朝廷也没有给以其支援，祖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既然依靠武力军功也不能提升自身权位，还备受排斥。出于维护家族权益、私人武装共同体的考虑，咸和二年（327），祖约只能与同受门阀排挤的流民帅苏峻发动旨在夺取东晋最高执政权的叛乱，虽一度攻陷都城建康，但最终被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所率的联军打败。祖约在与苏峻发动叛乱时，后赵石勒趁机占据了其根据地寿春（今安徽寿县），祖约被迫率亲属宗族子弟数百人北投后赵。祖约投奔后赵后，为安置家族成员和乡党，大力招引宾客，占夺乡里先人田地，引起当地地主的普遍反对，后赵主石勒为稳固统治秩序，将祖约一族大部诛杀。

余论：祖逖北伐是东晋门阀政治体制性缺陷的突出反映

从祖逖北伐和祖逖家族的迁徙败亡可知，东晋门阀体制几乎没有次等士族流民帅正常上升的空间和途径。东晋门阀体制皇权不振，士族掌权专兵的权力分配结构，从根本上排斥次等士族。次等士族是打着尊奉晋室的旗号，南渡江淮、北伐中原、团聚部众，这意味着他们无论是北伐，还是叛乱，都无法脱离支撑东晋司马皇权的门阀体制。然而，门阀体制既不可能支持大规模的进攻性北伐，又无法给其北伐武装以出路，这是祖逖北伐以及后来的庾亮、桓温、刘裕北伐无一例外或是先胜后败、或是中途而废，北伐武装转变为同门阀争权的武装力量，不断打击门阀，削弱其势力，最终导致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依靠北府兵，以及北伐的权威代晋建宋，开启南朝由次等士族掌兵专权皇权政治的原因。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