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的“东门文化”

在一起，为桑间濮上之音。所以读《诗经》的时候，读到和城市有关的内容就特别会留意。比如《国风》中有五首诗都以“东门”为题，《郑风》两首：《东门之墠》、《出其东门》；《陈风》三首：《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

继续查找，发现《诗经》中有关城门的描写，不见西门和南门，北门只出现了一次，是一首官吏抱怨生活贫苦和工作繁重的怨诗。这么一比较，五首“东门”诗就有些耐人寻味了。《郑风》、《陈风》主要是春秋的创作，本文就围绕这五首“东门”诗，来探一探其中所包含的春秋时期的城市密码。

“东门”是正门？

引发怀疑的原因除了“东门”多次出现外，还有诗在内容上的线索。这五首诗皆以景化情，描述了“东门”外的景物。《东门之墠》中的墠（音shàn，经过整治的郊野平地）、栗（栗子树），《东门之枌》中的枌（榆树）、栩（柞木属植物），《东门之杨》中的杨（白杨），属于普通景物，无甚特别。而《出其东门》第四句说“出其闉阇（音yīn dū），有女如荼”，《说文解字》释“闉”为“城内重门也”，是瓮城门的意思（后文详论），说明该城门的防御等级很高；另一篇《东门之池》，“池”指护城河，这又是防御等级高的一种表现。

“东门”是正门？乍一听有些不可思议。的确，我们通常熟悉的古代城市、皇城、宫城，通常都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划原则来建设，以“南门”为正门。典型如北京城的“正阳门”（内城门）和紫禁城的“午门”（宫城门），不论在形式和功能上都显示出“南门”作为正门的重要地位。但是“坐北朝南”、“南门为正”是自古有之的吗？纵观古代城市的演变史，发现越是往前推，这条原则就越显得晦暗不明。

曹魏王都邺北城平面复原图 图片来源：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先把时间往前推到曹魏，上图为曹魏王都邺北城的平面复原图，图中所显示的规划特点可以简略概括为：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的规则平面分布。

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演变，根据考古学家许宏的看法，可以分为曹魏邺北城之前的实用性阶段和从此开始的礼仪性阶段。“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都城邺北城（更早）。”（许宏，《大都无城》）

所谓礼仪性阶段的“礼仪”指的是《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城市规划的标准，可极简为其中两句：“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我们知道，历史上没有一座城市是完全依照这个标准来营建的，但标准中所蕴含的“南北中轴线”和“规则平面分布”原则，对后世的城市规划影响极大。如果依照这两点，曹魏邺北城的确是第一座礼仪性城市。有南北中轴线的城市一定是“坐北朝南”、“南门为正”的，从此这就成为了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

汉长安城东向与南向布局演变示意 根据《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一书中示意图重绘

曹魏邺北城是非常清晰的“坐北朝南”，再往前推呢？根据考古学家刘瑞的考证（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在清晰和晦暗的交接处，有一座奇特的城市从原本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那就是汉长安城。

早期“坐西朝东”的证据主要体现在城门的等级上：当时东侧三门外都有“双阙”，而宫城未央宫有“东阙”、“北阙”、长乐宫和建章宫均有“东阙”。刘瑞认为“阙”（城楼）作为特殊礼仪性的标志性建筑，它的朝向和建筑以及城市的朝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后期“坐北朝南”的转变则反映在城市中轴线的变化上：西汉晚期，王莽在南郊建设了一套新的宗庙祭祀建筑，包括辟雍、九庙、官社、官稷等，原来东西向的轴线“霸城门—直城门”变主为从，南北向“西安门—未央宫前殿—横门大街—横门”成为城市主轴线。显然，在整座城市改为朝南的情况下，南门就变成了正门。

从上述示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长安城朝向演变前后的主轴线都不是中轴线，和曹魏邺北城以中轴线为核心的规划理念有本质区别。“坐西朝东”时期的汉长安城，显然正门在东门。

那汉长安城之前呢？容易得到的一个假设是：之前的城市都是“坐西朝东”的。这样的话，春秋时期“东门为正”就立刻可以得出结论了。然而考古方面，情况却是晦暗不明的，并没有十分可信的证据支持该假设。主因是战国时期城市大规模增建、改建，破坏了许多春秋时期的结构，所以了解春秋城市变得很困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坐西朝东”源自于周人的礼制。《礼记·曲礼上》有云：“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周人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居住之处，小辈是不能住的。故而在建设城市的时候也以此为原则，把宫殿建在西南隅，城市坐西朝东布局。该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西城（宫城）东郭（居民区）的城市，包括洛阳王城、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韩城新郑、赵都邯郸、楚郢都、燕下都。但这只能说明宫城和居民区的东西尊卑关系，并不能说明整座城市整体朝向问题。既然“坐西朝东”存疑，那么以此来判断“东门为正”显然是缺乏依据了。但是，经过上述论证，至少“南门为正”的思维定式已经可以被打破了。

春秋处于实用性造城阶段，根据考古遗址的发掘情况，比较客观的说，当时的城市可能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朝向，大多根据自然因素来综合考虑建城。而不论城市是规则朝向还是不规则朝向，都需要有一个正门。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北温带，根据北温带太阳移动的范围，北门和西门作为正门是不太可能的，“东门”作为城市正门在地理原理上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备选。

抛开城市朝向问题，来看看有什么其他证据可寻。

春秋末期史书《左传》中关于郑国都城的“东门”多次提及，其中一则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发生于公元前719年（春秋早期）郑庄公时期的“东门之役”。当时，春秋五霸尚未觉醒，郑国称霸一时。“东门之役”大概的剧情是：卫国州吁弑卫桓公自立，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结下的怨恨，纠结了陈、蔡、宋攻打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左传·隐公四年》）

这场看似无功而返的“东门之役”，拉开了郑庄公与众诸侯后续一连串的战争。不久“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左传·隐公五年》）在而后的诸侯与郑国之间的战争中，“东门”亦多次被提到，可见其在于战略上的重要性。清陈启源《稽古编·附录》对于此事议论曰：“意此门当国要冲，为市廛之墟欤! 故诸门载于《左传》，亦惟东门则数及第一。”——意思是“东门”是郑国要塞，也是百姓居住的地方，故《左传》才会多次提及。

新郑郑韩故城示意图 作者根据中国考古网新郑郑韩古城平面图重绘

幸运的是，《左传》中“东门之役”提到的“东门”在考古领域是有实证的。“东门之役”发生地——春秋时期郑都新郑——已在现河南省新郑市市区周围被发现。上图即为春秋战国时期郑韩故城示意图（郑韩故城本为郑国都城，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迁都于郑）。

从图上看，该城以西边双洎河与东边黄水河为界限，依地形而建，没有明确朝向。北面筑城墙；西面以双洎河直接取代城墙起作防御；南面的城墙筑于河道之外（春秋时期）；东面北侧城墙连北面城墙筑于黄水河河道之内，南侧沿着河道筑墙，一直到与南城墙相交。从地形上看，南面地形过于复杂，城墙与河流所形成的区域仿佛是城市的边缘地带，显然东门作为正门更有说服力。

《国风》大部分是周天子为了解各地民风而派人采集的歌谣，一个诸侯国文化最发达和最能表现国民性格的地方为都城，故而采诗官很可能在诸侯国的都城就完成了任务。《东门之墠》、《出其东门》在内容上与史料和考古亦无冲突。故笔者倾向于相信这两首诗中的“东门”与《左传》所提到的、以及上述郑韩故城示意图所显示的，乃是同一座城市的“东门”。因此，判断“东门”是郑国国都新郑的正门。至于《陈风》中的“东门”，目前尚无考古证据来佐证。

“东门”宜谈情？

《郑风》、《陈风》五首“东门”诗在主题上出奇地一致：皆关乎于男女恋情。《东门之墠》讲恋人不得相见的苦恼，《出其东门》讲美女如云但我心只有你，《东门之枌》讲约会之欢乐，《东门之池》讲男子诉衷情，《东门之杨》则讲情人爽约。为什么“东门”和谈情说爱会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呢？

笔者在上文中谈“东门”的时候，没有详细说明一个细节，即该门指的是郭城而非宫城的城门。宫城和郭城的概念区别是探究春秋时期“东门”问题的前提。“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里的“城”指的是宫城，亦称内城或小城，是王公贵族居住的范围；而“廓”则为郭城，亦称外城或大城，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根据许宏的考证，从二里头文化到汉代实用性城郭阶段，城市的基本形态是宫城+郭区，大都没有外郭城（没有城墙遗址证据），郭区是比较松散的；但是春秋战国时期郑都新郑、齐都临淄、鲁都曲阜是内城外郭的形态，郭城有城墙，“东门”即开在郭城的城墙上面。既然郑、齐、鲁三国都城都已被发掘，就来看看其中有没有解答东门谈情问题的线索。

郑都新郑

在上述新郑郑韩故城示意图中，城市中部的城墙，是战国时期修建的，形成了当时比较普遍的西城东郭的城市形态，东郭为百姓居住区。在图中可以看到，手工业制作区都集中在城市东部。而在春秋时期，宫城尚未被单独分割，位于郭城之内的西部，百姓的主要活动区在东部。

春秋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示意图 图片来源：《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齐都临淄

考古证据表显示，上图郭城城墙建造年代自西周至春秋晚期不等，而嵌入郭城西南部的宫城，始建于战国早中期。春秋时期的宫城根据《左传》、《史记》中的线索，应当位于郭城之内。图中文化堆积的东北部高地很可能是宫城所在的位置范围。而图中冶铁、冶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则也集中在东北部，和宫城区呈现交叉的情况。基于战国时期宫城显然改到西南部，那么东北部即使有过宫城，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期成为百姓的主要活动区。

曲阜鲁国故城示意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鲁都曲阜

考古证据显示，上图中的外圈郭城城垣为春秋时期遗址，其它城垣为后世遗址。目前尚未发现确定的宫城遗址，但根据《春秋》中的记载（成公九年、定公六年出现了“城中城”的记载），宫城应当位于郭城之内。另外，在郭城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发现了周代冶铜、制骨、制陶、冶铁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百姓的活动范围相对而言是集中在西北部到东北部的。

根据上述三个春秋时期城市的考古证据分析，发现当时宫城位置偏西南，郭城位置偏东北，也就是说百姓的主要活动区是偏东北向的。另外，《易·说卦》曰：“万物出乎震。震，东也。”东方是孕育生命的方位。物理上的便利（主要）和心理上的美好期待（次要），“东门”作为百姓活动区的主要城门、谈恋爱出“东门”显得顺理成章。

“东门”有瓮城？

《郑风·出其东门》提到“出其闉阇，有女如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闉”为：“城内重门也。从门垔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闉、曲城也。阇、城台也。阇谓之台。阇是城上之台。谓当门台也。阇旣是城之门台。则知闉是门外之城。卽今之门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阇、城台。”按段玉裁的解释，“闉”（曲城）和“阇”（城台），共同构成了一种类型的城门，示意如下图。

半圆形瓮城示意图 作者供图

城门是一种双重功能的建筑，而且这两种功能是相反的：一为开放，即让人能够通过；一为封闭，即阻挡人通过。在和平时期，第一种功能主导；战时则第二种主要。“闉”这个词由“门”和“垔”组成，而“垔”的意思就是阻挡。《尚书》中有：“鯀垔洪水”，意思是鲧用阻塞的方式治理洪水。以“阻挡“为主要功能的“门”为“闉”，而这种功能直接指向了战争时期的城门防御。故而笔者相信，尽管当时并没有“瓮城”这个词，“闉阇”实际上指的就是瓮城。

波兰克拉科夫瓮城遗址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瓮城的产生和城墙一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防现象，因战争而产生，并因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进一步升级完善。交战时，城门是最薄弱的环节。瓮城的建设性主要在于两重城门之间有“瓮区”，这个区域将原来只能死守的城门变为“可守可攻”。就“守”而言，双重门不仅加大了敌军破门的难度，且可以利用四面的高墙夹击“瓮区”的敌军。瓮城最妙在于“攻”，可在“瓮区”内排兵布阵，主动冲击敌军，且由于还有一道城门而不用担心进攻时被敌军直接破城。

“出其闉阇”是目前发现的文字记录中最早关于瓮城的记载，但是瓮城出现的时间要更早。我国目前最早的瓮城遗址疑为垣曲商城西南部城墙附近，西墙和南墙外皆发现了平行于内墙的城墙，长度分别为280米和175米，这可能是瓮城早期的不是非常“经济“的形式。《说文解字注》认为是“闉”是“曲城”，即半圆形的瓮城，说明在清代人眼中，春秋时期的瓮城是半圆形的——这实际上已经是早期商代瓮城的改良版了。

郑韩古城发现瓮城考古现场 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6年，郑韩故城考古发现北城门一带，城墙缺口外侧约50米处，有一道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夯土墙基，墙基顶部现保留宽度约15米，高度约在2米左右，长度约为70米。这条夯土墙基和城墙缺口两侧向外突出的墙体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瓮城体系。虽然这座瓮城的方位并不是在“东门”，但为春秋时期郑都有瓮城提供了证据。郑国在春秋早期战事颇多，所以城门的防御功能加强，出现了瓮城。瓮城的记载在该时期其他史书上几乎没有发现，可以推测郑国处于当时城防建设的领先地位。

结语

通过对《诗经》五首“东门”诗中城市密码的破解，关于春秋时期的城市，可以得到的信息有：第一，“东门”作为城市的正门，在郑都新郑这个案例上有考古和史料依据，后世“坐北朝南”的城市规划原则在春秋时期是没有可信证据的；第二，“东门”之所以宜谈情，与春秋时期城市东北部地区是百姓聚集区有直接关系；第三，郑都新郑有瓮城，这是文字记录中第一次提到瓮城，但这很可能是瓮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新形式。

实际上，除了本文所论及的“东门”，《诗经》之风、雅、颂中还有多篇关于城市的诗歌，如《商颂·殷武》记录商王武丁修建商邑，《大雅·文王有声》记载周文王如何“作邑于丰”，《小雅·黍苗》歌颂周宣王大臣召伯虎建设谢城，《郑风·子衿》有最早关于“城阙”的记载，等等。这些诗歌除了让人不要总误以为《诗经》只同桑间濮上有关，亦为了解西周到春秋时期的早期城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