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面 —— 文 || 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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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更新时间:2023-09-23 14:33:28,由管理员负责审核发布,若内容或图片失效,请留言反馈!

东   面

文 || 悟 生

由于一直生活在土生土长的小县城,因而,故乡、家乡、老家这些很文学又有浓情乡愁的词语很少挂在嘴边或者出现在零零散散的文字中,就是现在住的地方步行十几分钟,也就能到达那个充满儿时记忆且有温度的老院子,那个有父母“在”的家。有人电话里问我在哪的时候,回答:我妈这里或者是任家庄。

甘谷县城以前是四面有城墙的围城,城墙里面的除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以外的是各种名称的巷,城墙以外的大都是以姓氏命名的庄了。任家庄,就是东城墙外面的第一个庄。说是城墙外面,其实就仅仅是隔了一条马路,马路以东便是任家庄,马路以西便是城墙,城墙下面是一条从东门到石灰窑有一里地的城壕,城壕就相当于京城的护城河了,城壕的水很平缓的流到石灰窑边与二城子的水汇集后向东大渠里流去,那里的田地都靠这渠水灌溉。小时候城壕是很宽的,小孩子跳不过去,城壕里的水是从“官渠”里流过来的常流水,那时候水很大,城壕两边是形态各异且很茂密的老柳树,夏天“被儿袄”(秋蝉)藏在枝叶间不停的叫,会爬树的小伙伴爬上树抓被儿袄,而我只能仰头紧张的期待着什么,麻雀更是成群结队的穿梭在柔嫩的柳条间,天很蓝,云很白,阳光明媚。色彩斑斓的小蝴蝶和城壕边绿绿的兵草、野菊花、绊碗花相映成辉。猪娃家对面城壕边有三棵白杨树,树干虽然有碗口那么粗,但长的很高很高,亭亭而立,所以大家都叫“钻天杨”,杨树叶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缤缤纷纷的,杨树上常有叫“牵牛”和叫“嗡嗡嗡”的金色的或者花点的甲壳虫,小伙伴们抓到就拿缝被子的白线栓在后腿上,使劲的轮圈,直到轮晕,它就会飞起来,我们就拽着线,跟着跑,不飞了再轮,接着再飞。母亲和邻居阿姨们在城壕边上洗衣服,边洗边拉家常、边说笑,大人小孩一片欢悦的景象。城壕便是我儿时抹不去的但也不算是唯一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东城墙就被城墙内马巷里的人和城壕边任家庄的人挖透了,谁挖就是谁家的,挖了就做了自家院子,家里男丁多的,自然就挖的面积大,小时候去过马巷里的一家,看到城墙挖透了,用“柳栽子”围成篱笆墙,这家能看到那家院子里。后来听说挖城墙的人缴了一点点钱,成了合法的院廓子。那时候很疑惑,我们家为什么就不能也抢挖城墙,占个院子?后来才明白,我们家是从城里迁到任家庄的,没有本庄人的底气或者是没赶上趟。更或是父母亲本份的原故。

我们家离城壕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从城壕进巷南边第三家的“大场门”进去,就是我们三家姓杨的小巷堂。我们出出进进,庄里人就称我们是“大场门”里的人,大场门的门扇是老木板门,很是厚重,晚上关门,都是大人的事,门扇里面常有读不懂的粉笔字,是一个叫“疯狗求”的疯子写的,字写的很规矩很漂亮,写的是古文,又是繁体字,没人读懂。过几日来用袖子擦掉,又写点新内容。听说“疯狗求”是旧社会里的高中生,不知道怎么就疯了。常疯疯癫癫,居无定所,每家每户讨着吃。一个人常自言自语“地上铁牛跑、天上铁鸟飞”、“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绊碗花儿会说话”等等没有人能听懂的疯话,也有人说“疯狗求”不疯,是高人。因为我们是小孩子,不明白疯子和高人的区别,也常跟着“疯狗求”后面起哄、扔土基子。等长大了。有人回想这样疯话,对应起拖拉机、飞机、电灯、电话、楼房、大喇叭广播等等,惊呼,这疯子不是疯子,是“神”人。也有人说“疯狗求”能看到未来。

母亲是勤快又爱干净的人,三家的小巷堂里母亲每天打扫的干干净净,常有柳湖小学的学生放学不回家,跑到小巷堂里绊“翻翻”、绊烟盒、打弹子,我也约了小朋友打过“日本”和“早关”,每天巷堂里会被学生和小朋友弄的很脏,第二天母亲依然清扫的很整洁。

小巷堂里我们和“亲房”是一个院子,院子里东面房子是一个很大的“马鞍架子”的房子,说是特殊年代办“学习班”(犯错误的人受教育学习的地方)的教室。中间砌了一道墙,我们两家就各住一半。由于是“马鞍架子”房的原因,由于一家一半的原因,我们家占的面积图形基本上是正方形的。紧靠南边还有一个窄窄的“角房子”。那个角房我小时候一直锁着,说是里面堆的都是没用又舍不得扔的“垃圾”。角房门前是“柴披”,堆放着填炕用的麦柴、混杂的锯末、铇扎子和铇叶,紧挨“柴披”的是一间小小的南房,南房边上是“圈”(茅房),圈墙是从石灰窑拉来的烧过的“铁”煤砖垒起来的,圈墙并不高,大人站起来的时候是可以露出头的,圈墙外面有一棵很是茂盛的香椿树,春天,香椿长出嫩叶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辦几朵香椿,母亲就做上一盘香椿拌豆腐,这是我小时候觉得最美味的食物。甚至碟子我们都会舔的干干净净。

我们把东面房子叫“东面”,“东面”的前檐墙是一门一窗,门是双扇的老木板门,由于风吹雨淋和晚阳的暴晒,又加上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隔三差五的用抹布擦,门扇和门股上的木纹凹凸着岁月的记忆。窗子外面是用白纸糊的有很多格子的上大下小的两块合在一起的窗齿儿,格子里是过年的时候请来城壕里的邻居又是柳湖小学教美术的巩老师画的梅、兰、竹、菊和吉祥语的墨笔字,古香古色且有浓郁的喜庆和文化的味道。下面的一块窗齿是固定的,中间有个大格子,装着一块玻璃,坐在炕上就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景象,每到冬天,早上醒来,这块玻璃上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花,大都像重重叠叠着各种形状的菊花,晶莹又美丽,常常会给冰花上呵出热气,静静的欣赏冰花融成水一股又一股流淌的过程。有时候用舌尖轻轻的舔出一个透亮的圆洞,用一只眼窥视外面美丽的雪景。那个年代冬天出奇的冷,雨雪天气多,寒冷和冰雪便书写了整个冬天。“下井”和酸菜缸里会被冻上一层厚厚的冰,要使劲的从中间敲出个洞才可以用马勺舀出水和浆水来做饭。大人小孩都穿着没有罩衣的棉衣棉裤过冬,虽然冻红了脸、冻皴了手,但堆雪人、雪地里套雀儿、冰雪路上溜滑滑的乐趣在后来的日子渐渐的变少了,甚至变的有些奢侈了。

“东面”的炕是盘在靠窗子的西南角,由于家里孩子多,炕盘的比较大,炕的南面是土墙,西面是窗户,炕东面是架着两个高低不一样的炕箱子,低的一个是母亲的嫁妆,两个箱子里塞满了全家的衣服和一些被褥。炕北面自然是进门入口的土地,炕栏头是老槐木的,串门和走亲戚的人来,都就自然而然的坐在炕栏头上,日积月累的,炕栏头油光油光的,常坐人的地方被磨的很底,几乎磨去了近半,炕栏头下面的土炕墙,被坐的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用脚后跟踢的坑坑洼洼的,酸泥里的麦柴都裸露了出来。炕上两尺左右的土墙糊了“砖纸”,花花绿绿的,好看又整洁,而且不会给被子和人身上抹土。也是那个年代人的一种智慧,南面墙上面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夹装着大小不一父亲、母亲、大姑、姐姐的一些单人照或者合影的黑白照片,那时候到照像馆照像很贵,所以小孩子一般不照像。晚上睡觉,姐姐靠墙、紧挨着哥哥和我,我旁边是弟弟,母亲总是睡在最边上,几乎半个身材担在炕栏头上。母亲把边,给我们有了说不上的踏实和安全感,因为弟弟还小,母亲半夜起来照顾浇尿尿也方便,全家人半夜浇尿是不去“圈”里的,地上放着个搪瓷的尿盆,每天早上起床,倒尿盆便是母亲所干家务的第一件事。父亲为一个月多拿几块钱工资养活我们一大家子,在工程队门房二十四小时没黑没明的上班,所以不在家睡的,偶尔回趟家,就在炕角下面凑合一晚上,因而那时候父亲的样子在脑海是很模糊的,常常看着镜框里父亲站在渭河桥上那张穿着借别人“四干服”拍的照片,才可以清晰一时父亲的形象。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天,饷午快熟了的时候,母亲就打发我拖着弟弟去城壕里等父亲,不知道是对母亲安排的“任务”的负责还是对父亲回家的企盼,我眼睛紧盯着石灰窑和城壕的拐角处,每每拐角处转过来一个人不是父亲就是一次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心里疑惑父亲会不会不来了,渐渐的天麻下来,拐角处的人影开始模糊不清,但当父亲出现时,从模糊的轮廓就可以准确的认出父亲,怦怦心跳的激动直到和父亲一起进了家门才平息些。父亲回家一般情况是发工资了,回家吃顿晚饭,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和单位发的劳保,把工资给母亲,在炕角睡一晚上,父亲起床时母亲就已经烙熟了“死面”油饼,生着了泥泥的炉子,父亲吃着油饼喝着罐罐茶,眯眯糊糊中就能闻到油饼的香味,父亲看到我醒来,就掐一口给我吃。吃喝完,父亲就匆匆赶去上班。下次再见父亲,又会是近一个月的时日。

炕是我们过冬取暖的唯一方式,农民一般用生产队分来的麦柴、麦茬、秈麦(玉米)棒、秈麦杆、秫秫(高粱)杆和扫的树叶填炕,而我们是“居民”,填炕的没有这些东西,幸好父亲单位的工程队,每年分几次锯末、铇杂子做为填炕的,而且燃烧时间长,温度均匀,冬天暖炕是最舒坦的事情。每到工程队分锯末、铇杂子的时候,凑个周末,母亲就带领我们去用大麻袋装,姐姐和哥哥装袋子(就是把麻袋撑开),妈妈拿着铁锨把锯末往麻袋里装,那时候我个头都没麻袋高,只能在锯末堆边找小木块玩,父亲在单位门房看着弟弟,每次分锯末是按麻袋数个的,所以为了多拉点,所有人的麻袋都很大,在父亲同事的帮忙下把装好的四五麻袋锯末装上拉拉车,母亲前面拉车,车拉带挂在母亲瘦弱的胛骨上,深深的勒进单薄的衣衫里,哥哥和姐姐在两边推车子,我跟着跑,弟弟坐在麻袋上,从在北关的工程队到任家庄,至少拉车要半个多小时,到家时汗水浸湿了母亲后背的衣衫,母亲扭过头时,满脸的汗水往下流,脸通红通红的,看到我们依然露出开心和满足的笑容。有时候工程队从物资局拉来各种粗壮的原木,堆放在工程队院子里,领导就会安排让队部里的家属刮树皮拿回家当填炕,有些树皮很厚用郎头使劲的敲就能敲下一块一块的,有些薄树皮,就用镰刀刮,刮成半尺左右的长条,只要不歇,一下午就能刮一麻袋树皮,回家晒干了填炕,比锯末还耐烧。

大概是填炕的特别的原因吧,我们家冬天的炕总是很暖和,晚饭后全家人坐在炕上,妈妈讲“故言”或者自己当妇女组长时候的故事,,我们听的津津有味,大家有说有笑,温暖着、开心着、幸福着。等我们都睡了,母亲还得“挍面”,完了放在炕角下,用被角盖上,早上面“起来”,天麻麻亮时,母亲的馍馍都已经烙熟了。给要上学的哥哥姐姐在馍馍中间撒点盐和辣椒面带上,剩下的就是中午干粮时候吃的。

 “东面”迎门是一个老旧的“八仙桌”,桌子两边是两个太师椅(这两个物件没有人说过来源),中堂挂的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毛主席的站像和对联,八仙桌上放着爷爷奶奶的“神主”,神主两边摆着两个玻璃酒瓶。玻璃酒瓶里插着两束塑料花,右桌角放着竹篾 “电壶”。炕箱背面离东墙还有两米左右的距离,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床,说是木板床,其实是放东西的案板,上面放着笼状、箩儿、簸箕和装馍馍的瓦盆儿等厨房用的一些家当,挨案板的是酸菜缸和“下井”,酸菜缸旁边有个门洞,挂着门帘,进去就是从角房隔出来的厨房。灶头是用“基子”盘的,灶头面子抹着一层“洋灰”,洋灰面子被油抹布擦的乌黑发亮,灶头上有两个锅,前锅大,后锅小,平常前锅做饭,后锅烧水,洗锅时水就热着呢,做臊子面或者“汤汤菜”时,后锅里就装做好的有臊子、豆腐、黄花、带片的“帽汤”或者有夹沙、丸子、煎豆腐、油煎洋芋的“浇头”。案子是老柳木的。中间经常切擀好的面,中间有一个窝窝,案子上面有一层黑油油的“灶爷板”,上面架着碗碟和装“调和”的瓦罐罐。厨房很小,只能容下两个人,一个烧火,一个做饭,烧火的人不停的拉风匣,火才能旺。拉风匣也是个力气活,哥哥拉风匣母亲炒菜,清油很贵,所以炒菜用油很少,就滴几滴,菜下锅翻搅两下就赶紧渲水,要不就炒“着”了,要说是炒菜,其实就是水煮菜,不管是油炒还是水煮,熟了的时候就会飘来一股扑鼻的香气,虽然经常是洋芋、黄萝卜、白菜和酸饭,每次饭点,都有些急不可待。月底供应粮剩不多的时候,母亲就会从“黑市”买点杂粮做搅团、散饭、粉鱼儿,吃起来很香又撑肚子,吃的饱饱的,一会过去肚子又会“咕咕”的叫。“大凉”是“要馍馍”的常客,看到我家厨房小窗子冒气时就跑进来要馍馍,母亲总是或多或少的给点。他拿到馍馍不吃,装到他那又脏又黑的布袋里就叽叽哼哼的“唱”着什么走了。

吃“机器面”那是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压饭是给人家钱的,所以平常都是母亲擀饭的,过年或者来重要亲戚才挖半盆面到城壕老黄家“压饭”去,压饭是要排队的,一家一家的只认自家的盆,轮到谁家,谁家的人就要绞那个大皮带轮,没力气的人或者小孩子是绞不动的,这些力气活自然而然都是母亲去干。压了饭,才可以吃一顿臊子面的,平常饷午就是酸饭、酸饭、还是酸饭,酸饭不要醋,不费盐,节约油辣椒。干饭只有父亲回家来的时候给父亲捞一碗,我们便是洋芋黄萝卜一锅儿面。过年的时候,母亲会蒸三锅馍馍,第一锅是秫秫面的,第二锅是秈麦面的,第三锅才是白面的,第一锅出锅我们都争着吃热馍馍,第二锅第三锅熟了的时候就已经吃不动了,三锅都熟了就在案子上凉着,凉冷了,母亲就把白面的放到缸底,再放秈麦面的,最上面放的是秫秫面的,过年来重要亲戚了,才从最底下掏出白面馍馍,所以小时候过年总盼望来亲戚。

有天,炕上坐着个穿“四干服”的男人,母亲很是抬举,放上炕桌,倒的水还放了茶叶,母亲在厨房忙乎着,一会厨房飘来一股奇异的香气,母亲端来的是一盘油油的鸡蛋炒豆腐,放到炕桌上,那人拿着母亲烙的热馍馍,一口一口的吃着盘子里的鸡蛋炒豆腐,嘴上油油的,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唾唾,想着,这么一盘子,你总吃不完,期待着剩点点。等着等着,眼睁睁的看着那人一口一口吃完了,还用馍馍把碟子擦干净吃了。我心里偷偷的骂了一句“撑眼”。那人喝了口茶,从衣兜里掏出几毛钱和一些粮票起身走了,母亲看着我们“眼馋”的样子,悄悄的解释说是轮到我们家“管干部”,让干部要吃好,要不然会“戴帽子”。那时候不知道“戴帽子”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情。

 “东面”的房面子是椽檩结构的,椽上面铺着一层麻杆,再上面就是酸泥和瓦,雨天房子总是淌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就找来所有的盆盆罐罐盛雨,一晚上叮叮咚咚,雨大的时候,盆盆罐罐盛满了,地上就水漫过了,早上起来母亲就赶紧往外面刮水,水刮完土地上成了稀泥。炕上淌的松,但有时候也把被子淌湿了,脸上也滴,晚上就惊醒了,只能把头捂在被子里。七六年,前半年“地动”后天就没睛过,一直到后半年“毛爷爷”逝世,那一年大人说天塌下来了,好多人都哭了,母亲说天晴了找人翻瓦一下,那年雨就下了大半年,这大半年就用盆盆罐罐盛了大半年的雨。

家里来了个“李家婆”,要住角房,大家从角房搬那些从城里搬来一直没打动过的东西,有很多麻纸的线装书,我们撕开了糊风筝,母亲说那是“四旧”,把几捆就追上炕了,有一个帽盒,里面有个清朝人的帽顶子,帽盒扔到柴披了,帽顶子我们扣在小脑袋上扭来扭去的玩,看着这些被叫“四旧”的物件和“东面”的八仙桌、太师椅联系了起来,估计太爷辈有谁做过官,而且是有文化的官。听母亲说,原来家里有很多字画,瓷器,破“四旧”那会,怕被戴帽子,字画都追上炕了,瓶瓶罐罐都砸破偷偷的扔了。爷爷在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过逝了,我出生时奶奶也不在了,没人问,也没人说先人的故事。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修了西房,“东面”和角房都拆了,“东面”的一切都自然而然成了记忆中的事情了,岁月不知不觉的消逝,“送”走父母,我们也渐渐的变老。总觉得“老糊涂”离我越来越近,乘戴着老花镜还能在手机上用“笔画”打字,把四五十年前零零散散的记忆用零零碎碎的语言记录下来,以此来怀念父亲母亲,以此来感恩在艰难困苦的年代,父亲母亲养育我们的功劳和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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