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唐末五代时期，河东幕府与东面邢、镇、定等地区关系的探究

原标题：对唐末五代时期，河东幕府与东面邢、镇、定等地区关系的探究

唐末五代初，河东节度以东的方镇主要有镇州成德军节度、定州义武军节度、邢州保义军节度，成德军和义武军是设置较久的唐代旧镇，而邢州保义军则是后梁所设置的新方镇。由于与河东节度毗邻，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

唐末五代初时，方镇割据混战，河东节度与东面三镇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双方之间的人员往来渐趋频繁，一批河北士人进入到河东幕府担任幕僚，而一些河东幕府的幕僚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河北任职，客观上，为河东幕府向东发展提供了条件。

主要表现在一是，为共同对付后梁朱温集团对河北的吞噬，河东与东面三镇的联合成为必要二是，随着北方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逐渐强大，并且开始不断内侵，凭一镇之力很难应付，因此需要联合应敌三是，方镇之间的争斗也不时发生，而争斗的双方常常拉拢其他势力，形成一个个短暂而松散的联盟，而联盟内部时常有一些人员调动。

一、河东幕府在邢州的发展

在后梁建立以前河东与汴梁争夺邢州等地的基本情况，而对邢沼地区的争夺一直持续到了唐亡以后。朱温称帝后，为了更好地控制邢洛等地，形成对河东节度的有效遏制，于开平二年建邢州为“保义军节度，割洛、惠二州隶之”，惠州原为磁州，此时保义军节度所辖为邢州、洛州、惠州等三州之地。

又以有将帅之才的王檀为“邢州保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次年王檀兼任“潞州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不难看出朱温的用意，升邢州为一方节镇，又以得力大将充任节度使，旨在于河东节度相邻的地区建立一个稳固的据点，占据战略要点。

面对汴梁朱温集团陈兵于家门之外的危险局面，河东李存瑁也采取了争锋相对的措施。李存瑁占领魏州的第二年，即后梁贞明二年三月先是“攻惠州，刺史靳绍走，擒斩之。复以惠州为磁州……四月，晋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洛州刺史”，袁建丰为河东幕府内职人员，可当做河东幕僚人员出幕为官的典型事例。

当年八月“邢州节度使阎宝请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汉副总管李存审为邢州节度使”，阎宝归顺河东无疑是对后梁的一个重大打击，从此以后，后梁不再能威胁河东节度的心脏—太原府，后梁也失去了在河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不得不退守黄河沿线，河朔之地都被河东李存瑁实际控制了。

二、河东幕府与镇州节度之关系

唐末五代初期，王景崇、王铭父子节制镇州成德军长达半个多世纪，从唐彭宗咸通七年“成德军节度使王绍郭卒，其兄子景崇自称留后”开始，到后梁龙德元年“镇州大将张文礼杀其帅王镕”结束。王氏累世居于镇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培养了一批文武幕僚。后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投归河东幕府，典型的有符习、乌震、贾馥、孟汉琼。

符习，“少从军，事节度使王镕，积功至列校”，少年时代就跟随镇州节度李存瑁在相继取得魏州、邢州之后，开始经略河朔之地，兵的支持，李存瑁与王镕结盟。王镕随即派符习跟随庄宗四处征讨，虽为镇州援助之军，但符习作战勇敢，丝毫不比河东兵逊色，这也赢得了李存瑁的赞誉。

张文礼杀王铭后，李存瑁以“阎宝、史建塘助习讨文礼，乃以习为成德军兵马留后”，表现出了对符习这位忠义之士的爱惜，符习后投身河东幕府，以报答李存瑁对他的知遇之恩。后唐建立后，符习历任天平军节度使、邢州节度使、沛州节度使等，成为河东幕府招揽河北骁勇之士的成功案例。

与符习的经历类似，乌震原属河北之人，又在镇州从军，“初为镇州队长，以功渐升都将，与符习从征于河上，颇得士心”，在李存瑁军中与符习齐名，同为镇州兵之中的精英，在李存瑁幕府中效力，显示出了勇敢和智谋。张文礼杀王镕后，将其家属扣为人质，乌震在忠与孝之间，不得已牺牲了家人，表现出了其对李存瑁的忠诚。

在这一点上，乌震曾被明代史家唐顺之批评过，“若乌震者可谓忠乎甚矣……夫能事其亲以孝，然后能事其君以忠，若乌震者可谓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乎”，认为乌震不顾家人老母，舍孝从忠，是一种大不孝的表现。笔者以为明人唐顺之的观点有失偏颇，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武人可选择的余地十分的狭窄。那么尽忠，要么尽孝，想要做到忠孝两全是十分困难的。

况且在两军交锋的关键时刻，容不得有丝毫的迟疑，为主尽忠就成为武人们的必然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乌震除了具有冲锋陷阵、统领三军的武人特征外，还“略涉书史，尤嗜《左氏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在尚武之风盛行的五代时期，武人弄墨确属少见和难得，也显示出李存瑁幕府中人才的多样化。

乌震随符习讨灭张文礼后，相继被委以深、赵、易、等州刺史，以及“河北道副招讨，遥领宣州节度使”等职，且“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独有政声”，为后唐的建立和统治的稳固，极尽了自己的才华。

贾馥是何地人，已经无从考证。其一生大部分时间任职于镇州幕府，曾为“镇州节度使王铭判宫”，是王铭节制镇州时的主要幕僚之一。后来张文礼杀旧主王铭，“时庄宗未即尊位，文礼遣馥至邺都劝进，自留邺下”，从这以后，贾馥这位“家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的才学之士，一直留在李存瑁幕中任职，任何职无从考证。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二月“辛丑，以鸿肿卿致仕贾馥卒废朝”，为其废朝一日，也算是对这位文士的褒奖。

自镇州入于河东幕府的士人中，唯孟汉琼最为后人贬斥，堪称害群之马，与符习、乌震、贾馥等忠义之士相去甚远。孟汉琼“本镇州王铭之小竖也”，是专门负责服侍幕主的宦官，虽无才无能，但是凭借善于逢迎而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后来“为宣徽使，与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惮之，直以宫中之命取府库物不腹关白，枢密院及三司亦无文书所取不可胜纪”，专干交结权贵，营私舞弊，危害国家的勾当。明宗以后，相继投靠秦王李从荣、阂帝李从厚和潞王李从坷，可谓是趋炎附势。最后落得个被李从坷抛尸路边的下场。

镇州节度是河北重镇，紧邻河东节度。李存瑁先后控制邢洛、魏博之后，开始专心经营河朔之地，而镇州处于河朔之北，是李存瑁向南发展的腹地。因此，解决镇州问题是稳定后方进而向南发展的重要步骤。张文礼杀主自立后，李存瑁以此为契机，开始不惜代价地对镇州展开军事行动。

河东幕府先后损失了三位大将，史建塘“进逼镇州，为流矢所中，卒于军”，李嗣昭“为流矢所中，卒于师”，李存进也“战段刊币”，对于河东幕府来说史建塘、李嗣昭、李存进相继阵亡，无疑是重大的损失。需要说明的是，河东幕府的扩张是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因此，虽然河东幕府在人员上受到了暂时的损失，但在空间上，河东幕府的范围扩大了。

由原本的河东之地，扩展到河朔、河北等地，这位吸引人才入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反过来，由于河东幕府在地域上的不断扩大，各地的人才进入到幕府担任幕职，客观上，也推动了河东幕府的发展，并使其不断壮大。李存瑁据有镇州以后，“镇人请帝兼领本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镇州士人想积极投靠李存瑁的态度，这是河东幕府向东扩展的成功事例。

三、河东幕府与定州节度之关系

河东节度与定州节度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唐末五代初，双方之间发生了许多联系，时常有人员之间的来往。

唐嘻宗光启元年“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恶李克用之强，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亲善，为侄邺娶克用女。又河北诸镇惟义武尚属朝廷，可举等恐其窥伺山东，终为已患，乃相与谋曰，易定燕赵之余也。约共灭处存而分其地，又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铎使攻克用之背，可举遣其将李全忠将兵六万攻易州，铬遣将将兵攻无极，处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将康君立等将兵救之”。

这段史料中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唐嘻宗时期河北诸镇除了定州节度以外，其余的各镇实际上都已经基本脱离了中央对其的有效管辖，使得各镇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可以相互攻伐，而朝廷却无能为力，这也是王处存求援于河东李克用的根本原因。

二是，在王处存节制定州义武军期间，定州与河东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双方结亲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河东幕府由于天然的原因，向西发展有黄河阻隔，向北有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向南发展的实力尚显不足。因此，向东发展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笔者以为，河东幕府得以发展，并最终灭掉后梁，主要原因是有河东太原这一根据地以及以河北诸镇作为后方依托。

河东与定州之间的良好关系，在王处直节制定州初期没有被延续下去。唐昭宗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处直率兵拒之，战于沙河，为梁兵所败。兵返入城逐部，部出奔晋，乱兵推处直为留后。梁兵围之，处直遣人告梁，请绝晋而事梁，出绢十万匹稿军，乃与梁盟”，朱温为了拉拢王处直，进而在河东节度的东面形成牵制，表奏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

汴梁与定州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仅仅维持了十余年时间，后梁乾化元年柏乡大战爆发后，王处直意识到汴梁有吞并河北之地的企图后“遣人至晋，愿绝梁以自效。晋兵救熔，处直以兵五千从，破梁军于柏乡”，从此以后，王处直帮助河东李存瑁“北破燕，南取魏博，与梁战河上，十余年，处直未尝不以兵从”，显示出了与河东结盟的诚意。

双方既结为盟友，难免有人员上的来往，这就为河东幕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些原来在定州节度幕府中担任幕职的士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河东幕府，并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豆卢革、李德休等人。豆卢革的祖父和父亲都历任州刺史，出自唐朝官宦之家。

因唐末社会动荡，“避地螂、延，转入中山”，豆卢革不得已四处漂泊。后来“王处直礼之，辟于幕下，有奏一记之誉”，进入到了定州义武军节度幕府，掌管幕府中奏章、文书等相关方面的文职工作。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对幕府中一些简单的文书工作显得游刃有余。因而逐渐得到了幕主王处直的赞赏，后为定州节度判官。

后梁末年，李存瑁在占据魏博，控制河朔，稳定河北地区后，“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垂相”，豆卢革由此而迈入河东幕府。后来“庄宗即位，议择宰相，节度判官卢质当拜，而质不乐任事，乃言豆卢革与程皆故唐峙名族，可以为相，获宗遂相之”，在卢质的举荐之下豆卢革得以历仕后唐庄宗、明宗两朝宰相，是由外镇转任幕中任职，又升作宰臣的难得一例。

李德休的出身和早年的遭遇与豆卢革颇为地相似，首先，同样是唐朝官宦子弟，“祖绛，山南西道节度使，唐史有传。父璋，宣州观察使”，而且李德休曾“登进士第，历盐铁官、渭南尉、右补网、侍御史”“，不仅进士出身，还先后在地方、中央担任过官职，这是与豆卢革的不同之处。其次，同样身处唐末动乱之世，因而无法再像治世时期那样在朝中安稳地做官，只得流落到河朔之地。

最后，同样为“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辟为从事”，进入到义武节度使幕府中任职。至于所任何职，薛史本传中没有提及，在后唐同光元年四月李存瑁即皇帝位时记载到“以义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垂”，由此可知，李德休在定州义武军事王处直幕府中曾任掌书记一职。

由王处直幕府调任河东幕府后，随着后唐的建立，李德休得以再次到朝中为官，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最后以礼部侍郎致仕。

总结

豆卢革与李德休二人是由定州王处直幕府进入到河东幕府的代表人物，史籍中记载的也较为详实。可以想见，定州兵长期与河东军联合作战，双方不见史籍记载的人员流动应该具有相当的规模。这种流动直接推动了河东幕府在河北的发展，一些有勇有谋之士被招揽到河东幕府，黄河以北地区河东幕府为中心的发展趋势渐趋明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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