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东欧是什么样子的？

一句话，杀犹太人，狂杀犹太人，狂杀“赤色分子”和“赤色分子主力”的犹太人。

《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

战争的恐怖使他们坚信，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此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留下了与这种观点相竞争的完全不同的遗产：崇拜战争、欢迎暴力和仇恨。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未在1918年11月结束。战败、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造成的文化冲击，加上逃离俄国内战的难民散播的可怕故事，引发了对“红色恐怖”的偏执恐惧，促成了一些人的野蛮心态，把残害他们认为造成了这场灾难的人视为责任、必要和乐趣，甚至是正常的生活方式。

中、东欧是反革命暴力的震中所在。这种暴力是新现象，其猛烈程度为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之最。在中、东欧，变得残酷无情的不只是经历了几年杀戮、对流血和痛苦已经无动于衷的复员官兵，还有全社会的人。焦土政策和驱逐平民是东线战争的一部分。在那个地区，战争并未于1918年11月结束，而是立即转为波兰激烈的边界冲突和俄国内战，后者的恐怖与残暴震动并波及了整个东欧和中欧。

反革命者的一个关键动机是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些人积极参加了波罗的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但是，暴力不单是对俄国事态的反应。每个战败的同盟国都爆发了左翼革命，革命也都遭到了反对。政治混乱中，武装准军事组织得到壮大。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参加过大战，大多在东线经历过前线的屠戮。那种屠戮使多数欧洲人为之震恐，却使这些人振奋激动。

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国内的大敌，犹太人更是如此。在许多反革命者看来，这些内部的敌人彼此混合重叠。他们看到，犹太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俄国有列昂·托洛茨基和其他犹太人，匈牙利有库恩·贝拉（Béla Kun），奥地利有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和奥托·鲍尔（Otto Bauer），德国有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此外，1919年4月慕尼黑成立的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几位领袖人物也是犹太人。这似乎给他们的狂想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犹太人在策划“世界级的阴谋”，要破坏欧洲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这种狂想的起源是战前沙皇的警察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犹太人大多欢迎俄国革命，认为这会为他们带来解放。他们渴望未来能够建立没有歧视与迫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入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比例超出了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他们在苏俄的行政和警察部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19年，基辅的政治警察［契卡（Cheka）］75%的成员是犹太人。在东欧，犹太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同义词，虽然大部分犹太人事实上不是革命者。犹太人后来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随着战局日益艰难，失败的前景渐趋明显，同盟国和俄国开始向前线部队进行恶毒的反犹宣传，使许多士兵深受影响。战争结束后，中欧和东欧一片混乱，反犹暴力骤增。一位俄国社会学家在1921年写道：“犹太人在哪里都受到仇视。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阶级，受过何种教育，政治信仰如何，属于哪个种族或年龄组，都恨犹太人。”他认为，仇恨犹太人是“今天俄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甚至可能是最突出的特点”。俄国内战导致了对犹太人的疯狂攻击，最严重的发生在乌克兰。那里共发生了约1,300次对犹太人的屠杀，五六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东加里西亚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引发了包括利沃夫（Lvov）在内的100多个城镇中的反犹暴力。1919年7月，波兰军队开入利沃夫时进行了一次大屠杀，70名犹太人遇难。

库恩·贝拉历时甚短的共产党政权于1919年8月终结后，匈牙利也爆发了广泛的反犹暴力。1919年夏，埃塞尔·斯诺登回忆了一位本来高雅迷人的匈牙利贵族妇女说过的话，那段话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以及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起来的观念：“如果我能按照我的心思去做，我会杀光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不会让他们死得痛快。我要把他们放在小火上慢慢地烤。想想那些肮脏的犹太人对我们一些最出类拔萃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把我全部的衣服和首饰都抢走了！……我敢肯定，就在这个时候，某个犹太丑婆娘正在（把我美丽的白皮靴）往她那丑陋的脚上套。”

有这种心态，匈牙利战后的政治动乱中发生了对犹太人的暴行自然不足为奇。1922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匈牙利位于多瑙河以西的地区，就有3,0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

在哈布斯堡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新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但即使那里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1922年，布拉格大学的学生暴动使身为犹太人的校长被迫辞职。德国和奥地利没有发生对犹太人的屠杀。然而，激烈的反犹言论还是毒化了社会气氛，使得好几个官居高位的犹太人遭到谋杀，比如，1919年，巴伐利亚的总理兼州长库尔特·艾斯纳被暗杀，1922年，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也遭毒手。

反革命者的暴力毫无节制，无一例外地超过了他们声称要抵抗的革命暴力。据估计，奥地利死于“红色恐怖”的有5个人，德国最多200人，匈牙利是400到500人。但是，奥地利死于反革命暴力的至少有850人。

1919年4月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造成了至少606人死亡，其中335人是平民。库恩·贝拉在布达佩斯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终结后，“白色恐怖”造成了大约1,500人死亡，至少是死于赤色分子之手人数的3倍。

一个参与了1920年对德国鲁尔地区共产党起义镇压行动的学生志愿者事后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没有宽恕。我们连受伤的人都打死了。”另一个作为准军事组织成员参加了1919年波罗的海战斗的德国青年回忆说：“我们见人就杀……心里一点儿人的感情都没有了。”

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后来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主持实施了精心策划、规模空前的屠杀计划。据他所说，波罗的海地区的战斗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击的所有战斗都更残酷，是“纯粹的屠杀，直到一个不剩”。1919年到1921年间，波兰和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大开杀戒，被杀的人数可能高达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