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二战结束后，位于欧洲中部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拓展阅读：巴尔干之殇：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盘）、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与民主德国，相继建立了由共产党或工人党、劳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政治与地理概念的双重内涵，这八个国家被称为“东欧国家”。

引子：什么是“东欧剧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再一次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期。经济停滞与下降情况接踵而至，工业生产下降了25%—50%，东西欧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作为对比，各级大小官员非但没有想着“为民请命”，还大肆利用职权捞取利益，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侵占私人和集体财产罪空前增长（拓展阅读：特权腐败！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为了挽救颓势，各国领导人甚至主动放弃集权政治，奉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路线，鼓吹政治多元化，寻求建立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拓展阅读：居安思危：混乱的干部路线，让苏共彻底无力回天）。但令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改革”非但没有让国家“转危为安”，更让自己彻底丢掉了执政资格。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遭遇惨痛失利，执政地位被团结工会所取代。在此后短短的4年间，东欧8国的执政党均丢失了政权——这便是著名的“东欧剧变”。

伴随着国家的山河变色，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二为一”。与此同时，这些“新生国家”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到了近乎毁灭性的重创。

当然，“东欧剧变”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所谓“苏联模式”的生搬硬套，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东欧各国要全盘接受“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存在着哪些先天不足？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东欧的“全盘苏化”进程

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之初，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东欧国家均基于自身的国情，探索出了一条迥异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建立了具有过渡性质的东欧特色“人民民主政权”。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些国家的选择是比较合理的。遗憾的是，伴随着冷战的爆发以及国内右翼势力的鼓噪、党内亲苏势力的上升等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

1）为什么选择“人民民主发展道路”？

实际上，这种“人民民主发展道路”是符合东欧各国的基本国情的。

首先，二战结束后，饱受战火蹂躏的东欧各国百废待兴。对于执政党而言，提振经济与改善民生是“最紧急且最重要”的任务。贸然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不仅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容易让国家陷入二次动荡。

其次，尽管东欧各国被纳入进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与“代表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所差别”的社会民主党派相比，国内的共产党力量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第三，这些社会民主党派不仅是东欧各国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共产党一直倡导的恢复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和重要的工业部门国有化等措施，表达了高度赞同。

因此，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意识到，基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考量，他们需要同境内的社会民主政党联合起来，建立“联合政府”。

对于东欧各国采取的“人民民主发展道路”，苏联一开始并未持反对态度。坦诚说，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百废待兴的苏联同样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这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与外交环境。因此，他们不能锋芒毕露，并保证至少在面子上与英美等资本主义阵营强国“过得去”。

其次，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们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东欧，充当自己的缓冲区。贸然推广“苏联模式”，很可能引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动荡，这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

在今天看来，这种极具“东欧特色”的“人民民主发展道路”，是各国推动马列主义本土化的产物，有着一定的进步性。

2）“人民民主发展道路”的几个特质

这种极具特色的“人民民主发展道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政治领域，东欧各国并未采取传统的一党执政形式，而是实行议会民主制与多党联合执政制度。当然，共产党在各党派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

实际上，议会民主制度一直在东欧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6—17世纪，波兰和匈牙利就形成了封建性质的两院制议会；在19世纪后半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相继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一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均按照西方议会民主方式建立了共和国，并在二战结束后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议会民主制。

在东欧的“联合政府”内部，最高权力机关隶属于议会。议会由全体民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议员由不同政党的成员组成，政府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负责联合其他政党共同组阁。

“从议席的分配来看，自二战结束之后，除了匈牙利议会中小农党占据着绝对优势之外，其他国家议会当中，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党，一直都是议会的第一大党”。

因此，尽管各国的共产党力量并不具备明显优势，但一直能起到领导作用。共产党组织通过在议会中的政治活动与深入群众所带来的的巨大优势，赢得了各级民众与不同民主党派的支持，影响力不断扩大，支持率不断上升。

在经济领域，东欧各国并未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进程中，尽管以重工业代表的国家关键领域陆续实现了“国有化”，但依然保留了大量的私营经济体，最终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的多元格局。

在农业领域，东欧各国同样没有采取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举措，更没有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庄。他们通过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

在今天看来，这种符合国情的渐进式国有化与土地改革，共同推动了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与民生改善，有着较强的进步意义。

3）为什么推行“全盘苏化”战略？

遗憾的是，就当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由于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们最终选择了“全盘苏化”。

各国推行“全盘苏化”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是国际形势的急速变化，即冷战帷幕的拉开。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美的两极格局中，一直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死敌的苏联，实际上是综合实力稍逊一筹的一方。因此，他们一直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怀有戒心。

可即便如此，面对美国日趋强硬的对苏政策，苏联依然保持着极大克制。直到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苏联才正式“宣布应战”。原因很简单，以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为首的部分东欧国家的领导阶层，对这一计划表达了十足的兴趣。

为了尽快遏制这些国家境内出现的“离心”倾向。苏联认为，“只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一致性，才能（为苏联）提供可靠的保障”。

1947年9月，在苏联的主导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9国的共产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成立了旨在“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至此，东欧的“全盘苏化”进程，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对苏联“惟命是从”。从1948年开始，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出现了急速恶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共对于苏联要求南斯拉夫尽快“全盘苏化”的举措，持较为激烈的抵制态度。

1949年9月，苏东各国相继在单方面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并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往来。1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将铁托等16位南共领导人宣布为“间谍集团”，称他们是南斯拉夫工农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敌共同人”。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分道扬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开启了所谓清洗“铁托分子”、“帮凶”、“特务”、“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大批为国家和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奉献终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主张“走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遭到了严重迫害。

比如捷克斯洛伐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保加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特拉伊乔·科斯托夫，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组织书记科奇·佐治等人被处死，包括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内的众多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并送进了监狱。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东欧的“全盘苏化”进程走上了快车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也慢慢泯灭了”。

除了国际因素外，东欧各国境内及其共产党组织的内部，也存在着推动“苏化进程”的有生力量。

首先，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部分右翼势力，加大了针对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党派的攻击力度，一些右翼组织甚至动起了“取工人阶级政党而代之”的念头。尽管共产党通过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和进步人士，通过议会斗争与政府改组等方式，将他们清理了出去。不过，一些共产党党员已经对“联合执政”的体制产生了疑问和动摇。

其次，东欧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亲苏派”和“本土派”之争。苏南两国的决裂，使得“亲苏派”借助大清洗运动迅速占据了上风。伴随着各党派的右翼分子被“彻底清洗”，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左翼分子陆续实现了“合流”，共产党组织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强。这样的现状，为推动东欧各国的“全盘苏化”进程，奠定了政治和认知基础。

从1949年起，除了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东欧国家，都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全盘苏化”进程，呈现出了与苏联“铁板一块”的局面。

2）“全盘苏化”存在的客观局限性

伴随着“全盘苏化”进程的开启，“多党联合执政”的模式被“一党专政”取而代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格局，被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乌克兰大饥荒”？）所替代。另外，各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今天看来，“全盘苏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欧各国的快速发展，以较短的时间搭建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各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

但是，对于与苏联国情存在着天然差异的各国而言，这种“大开大合”式的改革，必定导致各地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全盘苏化”的“后遗症”

坦诚说， “全盘苏化”不仅没能让东欧各国实现“全面起飞”，还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迅速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但是，对于重工业的“过度重视”，使得国家的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一度陷入了停滞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与农业发展全面落后、国家整体发展速度放缓、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日用品供应不足、城乡差距过大等负面情况，全面显露了出来。

再加上很多经济政策无法与本国的实际情况、人民的物质需求做到有机结合，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不满情绪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

其次，“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国家常态，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从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与苏联一样，东欧各国一直坚持着“共产党一党执政、一党领导”的理念。

遗憾的是，各国党组织不仅没有解决好“如何执政、如何领导国家”的问题，更成为了凌驾于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组织”，严重脱离了国家的核心——人民群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欧各国，个人崇拜等政治腐败行为盛行，领导官员的腐化问题极为猖獗。

以波兰为例，1980年，最高法院先后处理了25名中央一级领导官员的腐化问题，15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包括了政府前总理、国家计委主席等高级官员。

吏治腐败，不仅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健康发展，也严重损害了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建设积极性，人民群众的政治冷漠感滋生，潜在的反对声音若隐若现（拓展阅读：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党风，究竟有多糟糕？）。

2）“头痛医头”式的“补锅尝试”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不久，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开启了带有探索性质的改革举措。

在东欧，波兰是推动改革的急先锋。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发布，进一步坚定了该国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由于不满政府颁布的工资与税收制度，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事件爆发。同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被平反。10月，哥穆尔卡成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高领导人，“波兰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正式开启。

1956年11月14日，哥穆尔卡访问苏联，并与对方签署了《波苏共同声明》，进一步落实了“平等、不干涉内政、相互协商”的交往原则，为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哥穆尔卡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放慢投资速度，维持市场平衡，以稳定就业为主基调；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企业自主权，削减计划指标；解散了超过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加强了针对个体农民的投资，减少或取消了义务交售粮食的额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数据显示，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结束，波兰基本上克服了工业化初期产生的产业比例失调现象，实际工资增长达29%以上。

在政治领域，哥穆尔卡对前任领导人波莱斯瓦夫·贝鲁特推行的“全盘苏化”举措进行了批评与检讨。与此同时，议会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联合执政的理念被频繁提及，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

在外交领域，波兰开始推行更为开放的政策。为了摆脱了过去的孤立状态，他们与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诸多经互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达成了更深层次的联系与合作。

在今天看来，哥穆尔卡推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遗憾的是，尽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仅未能撼动“苏式政治体制”的根基，还受到了苏联以及党内保守势力的批评和抨击。

进入60年代后半叶，诸如生产材料和资金浪费严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等问题再度卷土重来，波兰又一次陷入进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当中。

1970年12月，“无力回天”的哥穆尔卡被解职，由他主导的改革最终以“中道崩殂”告终。

尽管新的领导班子没有全盘否定他的改革成果，但在新颁布的改革举措中，依然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

比如在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在政治领域，“三党联合执政”与“议会制”遭遇到了不小程度的弱化。

与波兰一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改革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样也没能挣脱“苏联模式”的桎梏，甚至一度引发了国内局势的加剧——爆发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的改革，充其量就是小修小补而已，总体上一直坚持“坚守”着“全盘苏化”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

一言概之，这些东欧国家推动的改革，一直陷入在“危机出现—进行改革—重返苏联模式—危机再现”的恶性循环当中无法自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局势变得日益微妙了起来。

3）结局：东欧各国山河变色

1985年，尔巴乔夫入住克里姆林宫。1987年，他提出了所谓“改革新思维”，并按照美国提出的目标和要求进行改革，进而影响到了东欧各国。

与此同时，经济问题成为了日益困扰东欧的梦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遭遇到了严峻挑战（拓展阅读：居安思危：抛弃了马列主义的苏共，让整个苏联迅速分崩离析）。

1）“四面楚歌”的东欧

进入80年代末，东欧地区的局势变得急剧微妙了起来。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党的基层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化倾向，已经初现端倪，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明显。这样的现状，为东欧共产党组织的垮台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其次，国内反对派不断集结成势。尽管这些势力一度受到了国家机器的压制，但它们依然在暗中活动，甚至渗透到了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当中，为党内的派系分野、相互争斗种下了祸根。

第三，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升级，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削弱，进一步加速了“东欧剧变”的发生（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如此痛恨苏联？）。

2）“东欧剧变”的全面爆发

面对重重危机与反对之声，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所谓“改革派”人物，迅速崭露头角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们不仅频繁向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妥协，并在全面放弃“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接受政治多元化，开始向多党制过渡。

这就意味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被快速淡化，他们只能通过大选参与多党派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残酷的，他们迅速丧失第一大党，即执政党的地位。

讽刺的是，这些“改革派”人士见“风头不对”，纷纷倒戈到了反对派阵营。

“翻身”成为了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成员的民主党派，在引入西方模式的同时，迅速抹掉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形态”，开启了国家的制度转型（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境内，经常爆发“颜色革命”？）。

当然，各国剧变虽然呈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但还是存在着些许差异。

在波兰，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反对派给予的强大压力，使得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让出权力，放弃执政地位。

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既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又有党内“改革派”的驱使，呈现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结果；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剧变，更多是党内“改革派”作用的结果；罗马尼亚的剧变，当然是反对势力的压力结果。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平演变不同，罗马尼亚的剧变是在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

失去了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组织，或成为在野党或干脆停止活动，一些党组织不得不将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衫”重新穿起了起来，完成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4）尾声

历史上的东欧国家，不仅饱受战乱之苦，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充当大国的附庸，并被当作战略前沿阵地。

面对历史教训，各国需尽可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以减少地缘政治束缚和大国博弈带来的影响。

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犹存、经贸发展机遇与风险并行的背景下，如何开辟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东欧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下的东欧各国，在积极发展同欧美等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与中国、印度等国的务实合作以及同中亚、拉美、非洲国家的交流，成为了发展对外关系的新亮点。

对于我国而言，要始终以史为鉴，在充分总结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