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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李大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开篇就直言：“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类似的区分，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也有论述。他强调，“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这样的二分法，首先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从而区分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正所谓“南道得太阳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进而推论出“东人持厌世主义，西人持乐天主义；东人是谓定命主义，西人是谓创化主义；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
现在来看，将东西文明形态仅作二元区分，恐怕是把问题想简单了，也难免被人制造出二元对立。
比如，“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肉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屐，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蹈车、火车、电车、摩托车”。这样的客观描述稀松平常，倘若将其置于二元区分之中，难免会呈现出对立之感。可见，很多场景下未必需要以二分法格之。
但必须指出的是，李大钊当年提出这一区分是有特定时空背景的，也是颇具有前瞻意义的。
首先，用静和动来概括、区分东西文明的尝试，抓住了一些深层次的特征。笼统地讲：东方文明圈中的人，在性格特征上确实以内敛者居多；西方文明圈中的人，性格外向者居多。内向外向，一静一动，至少在现象层面上是符合大众认知的。
其次，与其说“静动之分”是东西文明的根本异点，不如将之视为研究东西文明差异的切入点。为什么有“静动之分”的印象？这种区别是可以消除的，还是不可能消除的？这都可以深入展开讨论。
再次，虽然二元区分往往会引发截然对立，但也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在当下的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比较研究方法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和采纳。
最后，如李大钊自己所言：“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事实上，李大钊早就预见到，东西方文明必须共同发力，才能推动人类的进步。同时，他在文章最后疾呼文明革新，勉励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这充分展现了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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