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感哀：民族精神的花喻

刘刚/文

日本岛国似落花

本来就是欧亚大陆边边角角的一部分，却被地质运动遗弃于海，让我们来替日本人想想，这简直就是宇宙的悲哀！于是乎，难免有一问：老天爷何以如此安排？

这要造了多大的罪，才被流放到这文明的孤岛上来？不过话要说回来，像日本那样形成了一个文明样式的孤岛，放眼世界历史来看，可谓寥寥，太平洋岛屿无数，文明开化几个？

与之相似的，只有据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但英国的地理条件，比日本更好，除了离欧陆更近，还有就是英国的地理位置，占据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口，当西方经济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时，英国拔了头筹。

而日本距离中国沿海一带，却隔着一条看似无形的《山海经》中轴线，它被这条中轴线吸引着，走向中国大陆，同时，又在这条线的升沉起降中，怕被这条线牵引着越甩越远。尤其当今，已知有马里亚纳大海沟如深渊般潜伏于太平洋底部，其一举一动，都关乎日本国运——升还是降、浮还是沉？那深渊中的深渊，犹如死神般揪着日本人的心——浮世心。

能浮一日是一日，能浮一世算一世，总之，能浮就好，一沉没，就闻深渊呼啸，那啸声，来自地幔或源于地核？那样的问题，只有鬼才知道，交给鬼神去吧！

对于日本人来说，处险境，居险地，未来难预期，刻骨铭心的，惟有“无常”二字。活在“无常”里，只能抓住当下当时，珍惜此时此刻，享受每分每秒，让生命像花儿一样开落。于是乎，人生最美的那一刻，就在落花一瞬间，抓紧那个瞬间，日本人的审美力，带着深邃而神秘的地质动能，以刹那的优雅爆发。

写落花的诗，在中国诗词里触目皆是，应有尽有，但要写入民族之心，写出民族精神，使之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则唯有日本。若从地质力学来看，那日本群岛，岂不就是欧亚大陆撒落在太平洋上使之起伏于命运的波涛里的一朵朵落花？

日本民族，内心紧张，即使面对花开，也不能完全释放，其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落花一样，飘浮海面，被大地遗弃。生长于斯的民族，也好像先天似地就被大陆流放了。文化的骨子里，那宿命的浪人情结，感发了凄美的“物哀”之心。

世阿弥在《风姿花传》中，谈到了日本的花。

年轻人，有年轻的花；老年人，有老年的花。枯萎的花、幽玄的花、开在岩边的花、能之花……这些花，处境不同，形态各异，各有其活泼而忧郁的生命。无论兴或衰，各有其美存在。美是花的神性，也是日本人精神的底色。

花因其美，而呈现神性，万物如花，皆趋于美。木、石、竹、草，都变成了花，而有其神性。

日本人从花的本质里体认神性，而有花道，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给日本人的知、情、意，打下神性的底色。

在日本，以花命名的物事很多，诸如人生之花道、男之花、花相扑等。人生的花道、男之花，是指人的力量于巅峰时所显现的自由，那是神性。从那里登场、退场，就是花道。

人生经由花道，走向神道。用自然之花，染织衣裳，叫“穿花”。日本人被称为是“穿花”的民族，那些感受花之灵力的战国武士们，在头盔上插一枝菖蒲，那也是“穿花”。“穿花”也有神性，表现在武家的纹饰和家徽上。各国都有徽章，唯独日本人的家纹特殊，几乎都用花，用樱、菊、梅、藤等。

人生的花道，还表现在一种染布工艺——“花染”上。“花染”是用露草汁描下绘，在下绘之上再完成本绘，那淡淡的青色，经清水的洗涤，幻化为彩带，热气蒸煮，升腾为云妖，随之，便消失无影。留下了手绘，显示底色，那露草汁何等重要，可使命一完成，便立刻云散，留下来素晴一片。所谓人生的花，就是这样的花。走过了花之流年，人生如花盛开时，便臻于极限。这花之流年的存在，犹如“花染”，一瞬间了无踪痕。如花吹雪，美丽迁徙，落英缤纷，灿烂地散尽。生命的行色，载入“花染”流程。

露草一闪时，落花一瞬间，留下了“花染”。

元禄时代，有“花染”绘，被叫做“幽禅”或“幽仙”。草木之花，开放在山野，会因人生的散缘而美丽。而人生之花，于弥留之际，也会留下善与恶的余味。世阿弥把花事的种子播撒在舞台上，开出了“能”之花，那演出本身，就是“花染”。

日本人看花如看人，人是什么？说法很多，答案不一，但从无定论，于花也如是。其观花之眼，十人有十色，然其本色，均出于感哀，日本人花眼看世界，“感哀的眺望”着，感哀甚者，难免残酷，残酷之美，乃日本特色。日本人观花，情色皆美，然而内心焦虑，独缺“悠然”，无如陶令之“悠然见南山”者。

“记纪”时代，即奈良时代之初，日本人有古树崇拜；而在“万叶”时代，即奈良中后期，发生爱花思想。花与人心对语，有预示功能，花开示以神意，樱花可卜吉凶。日本人之于花殒，而有镇花祭，祈祷落花安息。

于是，花道初现，使花再生。单就“花”这一词汇，它的周围就浮游了多少浪漫气息？凭吊、叹息、悲泣，当然，还有激动和欣喜，优美的心灵如花飘零，与花同栖共语。

在“绘画的世界”里，花也被“感哀的眺望”着。奈良时代绘画，未有花草。平安时代，花草应时而至，在和绘里出现了，从镰仓末期到室町时代，受了汉画影响，而有“花鸟画”。其艺术的眼光也被宋元水墨画开了天目，安土桃山时代的绘画，从花鸟画到花木图，都出现了花的飨宴和美色乱舞的绚烂世界。

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不好说是日本“独有”的，但称之为“特有”，以至于所谓“特之特”者，当无异议。

花开一时，无常的美感里，常有物哀之心。

樱花，开在日本，日本人为之感哀，咏而叹之，故其植樱，非期以功利性的果实，乃心仪超功利的花期命意，其观赏性，脱离了功利的羁绊，纯然审美的意味，便从心底流出。

樱花素朴，那随便种植自由开放的山野之彩，在天地间肆意铺开。然其缘起，却非历来如此，当樱花从山野进入庭院时，一开始并未获得贵族赏识。奈良时代，贵族神往大陆，追随中国文化，故梅当其时，樱花作为国粹之花，那是后来的事。

那时，他们只有想象的梅花，梅花开在唐诗里，孤独而清幽，华丽而高雅，遣唐使们把诗带来，把花带来，把诗的意境和盛唐气象一并带来，梅花和唐诗，一起开在岛国里。

日本之国土本无梅花，贵族们多从唐诗里感受，竟然咏梅成风。《万叶集》卷五，有“梅花之歌三十二首”。其时，歌者雅集，咏梅之盛况，可以想见。

诗人大伴旅人歌曰：梅花纷落，如天飞雪。又歌曰：梅之花在梦中语，我想那是风雅的花，纷纷落我酒杯里。借了诗人的歌喉，梅魂渡海，入梦，入酒。

《万叶集》里，早已萌发了四季意识。《古今集》问世的时候，一种美的季节感诞生了，不是基于农时之需，而是趋于都市化的贵族趣味，贵族审美游移，从唐梅转向日本樱花。

通观《万叶集》，有梅花诗100余首，而樱花诗，却只有40余首。到了《古今集》里，樱花诗增至100余首，而梅花诗，仅有20余首。比起梅来，樱断然地出超，转居于花之首位了。

由诗人吟咏之增减，可见贵族的趣味变了。贵族的趣味有时代性，跟着文化的取向走。

到了平安时代，文化的本土意识觉醒了。还在神话里就有田神来访，春天到，樱花开，“花妙之樱”显灵。

吉野山樱，乃藏王权现，当其怒放时，天皇莅临，被花接送，从山脚到山顶，数万株樱花，一步步先后开放。

春天樱花一开，就到了“田打樱”的时节。春耕就要开始了，农民“入春山”飨宴。此俗如风，从山野吹入宫廷，于平安朝，形成“花见”——樱花宴。嵯峨天皇曾率先于春天赏花飨宴，开了宫廷“花见”的先例，此例一开，贵族的趣味，亦为之一变，由惯性的咏梅，转向自觉的赏樱。

原为田之神的樱花，则因其落花时，犹如风吹雪，而为贵族所爱，故其赏樱花遂与农耕脱离，纯为风雅之事。

樱花，花期短暂，多为七天，满开仅一日。开时，花相偎，簇拥而来，谢时，花同去，齐开齐落，一时纷纷，故西行法师吟曰：我愿春之际，死于花之下，于释迦涅槃望月日。

落樱，诱人向死，梅开时，示以生的决意。

尚梅，乃尊儒以“知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爱樱，则冲出儒教藩篱，与死相遇，一如当代存在主义。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与武士，命运酷似。花美数日，人武几时？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武士之死，如花落一瞬，美之至矣！日本文化“求诸己”，“向死”而自立。

从中国梅到日本樱

工艺上，樱花作为装饰纹样，比文学更迟些。

尤其在染织方面，纹样始于飞鸟、奈良时代，当时，文化向中国倾斜，故其纹样都追求中国样式，把中国纹样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而日本人自发的感性特征，却未能显示。那时的饰物上，常有鸟啄花图样，读作“花食鸟”，不仅花被想像化了，鸟亦形似长尾鸟和鹦鹉，平时很难见到。

其实，日本人不太喜欢用这样的抽象来简化事物，他们不擅此道，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纹样的特征，以象征主义的抽象性的表现形式，来行道德和政治教化功能——“文而化之”。

以树和花为例，中国人的审美之眼，往往忽略眼前的具像，而专注于求其理想的样式，如“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以及象征富贵的牡丹、芙蓉和被视为瑞木的梧桐，花草树木皆被赋予了人格意义，道德评价主宰审美。总之，中国样式的真善美，乃以知性和审美活动跟道德观念走。

而日本人之于樱花，则渐渐摆脱了中国样式的影响，扬弃了关于善的理念形式，其审美取向，完全基于樱花开放的自然特征：五分开、七分开、满开、花吹雪、叶樱及红叶等。

樱之美者，非使之上升为大而化之的理念，在于捉摸美的具体入微的细节，细节随时变化，而见其无常特色。

中国样式，以永恒为目的，此一理想，却被趋于无常的日本人放弃了，活在无常的紧迫感里，无暇沉思永恒。日本人重视眼前，关怀身边，以短暂而紧急的审美体验，代替对永恒的深沉的期盼，让生命爆发瞬时的美感。

到了平安时代，日本民族精神，从中国文化的样式里松动了，天皇集权，本音抬头，在审美活动中有所表现。还以“花食鸟”纹为例，纹样避去了所有中国要素，变成了写实的花鸟。牡丹、仙鹤、鹦鹉都是写实的，连鹤叼着松枝的松食鹤文也出现了，这是空前的，鹤摆脱了中国模样，作为植物纹样的花叶，藤、梅、牡丹、小松枝、龙胆、小葵等，也在如实地表现自己，而非作为道德观念的喻体，避于善，而趋于美。

一度被中国文化封闭着的日本人的形而下的感性意识开放了，很快就完成了工艺纹样和自然对象的同位，形成了向自然原型靠拢的纹风。独有樱花默默，樱之美，具有普世性，要具像的表现非常难，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指出了这一点。

写实的樱，多用于装饰，示以泛美的纹风，在安土桃山文化里，桃山人确信满足其审美要求的是花瓣，在表现形式上，则用了俯瞰性的观察方法，尤其在“唐织”上看到的樱花。

江户时代，名所旧迹的樱花，大都取材于《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因而带有叙事性的倾向，带来了纹样风格的变化，不再观察一花一叶，而是着眼于樱树全体，有花有叶，有干有枝，荣枯随时，宛如叙事，有头有尾，有条有理，好似物语。

樱花之拂晓，樱花之迟暮，在何时何日？此一根，彼一株，叶下残留小花，花质淡泊、素朴，透出一点原野美。

至美，非关园艺，何况工艺？园艺樱，工艺樱，都失去了樱的原野美。万叶人，希罕山樱，走在山上，山里的樱花与他不期而遇，于是，拍手称快，野一朵，野一茎，野得美哉！野樱一开，灵魂就已通电，在全身心点亮明灯。

花见——观赏花的活动，远古就有，有多远呢？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唐朝，就算是远古了，唐都长安，牡丹花开，唐明皇赏花，在日语里，赏花，那就是“花见”。据家永三郎《上代倭绘全史》载，《日本后纪》、《日本纪略》等书，都有“花见”记载。《日本后纪》弘仁三年条曰：“御幸神泉苑赏花。命文人赋诗，赐绵有差，花宴之节始于此。”《编年记》也说，弘仁三年，始有“百花宴”。

当时，南殿之樱，乃嵯峨天皇赐命所植。因把各种樱树都植于一处，所以，开花自然就有先后了。于是，花期参差，“开落有异，其色也自别”，樱之下，花宴如流。那时，“花见”只是贵族们的玩好，他们驱车乘马，逐樱而去，在花开如云的樱树下，蹴鞠吟诗：如果日暮时分，那就借宿于美丽的樱花之荫下！

日本菊与樱的花见

《万叶集》里，就有“秋风凉，马并驰，野赏秋，花见去”，春赏樱，秋赏菊，赏菊“嵯峨野”，花立“伊势菊”。平安迁都，三年后，安顿下来，在宫中设曲水宴。席上，桓武天皇即兴咏菊。又过了几年，其子平城天皇，在清凉殿前，设了一对菊花坛，于重阳日，开菊花宴。从此，阴历九月，成为“菊月”，九月九日重阳节，成为“菊之节”，菊月期间，宫中开菊花宴，喝菊花酒。

平安时代，菊花在日本扎了根。菊是贵族之花，虽不如樱那么盛，那么富于国民性，却更为贵族们所钟情。如果说，樱花成了民族化的象征，那么菊花，就是贵族化的标志了。

皇室徽章用菊纹，始于平安朝，用桐纹要早一些。可镰仓时代后，鸟羽天皇好菊，故菊、桐纹共用，而终归于菊。

菊纹徽章，不限于皇室，醍醐天皇曾赐菊纹给足利尊氏。还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家族，也都使用菊纹作徽章，德川家康虽然一再推辞，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阳成天皇的赐予。

这当然是由于战国时代皇权不稳，使得菊纹下移，一旦中央集权，天皇至尊，菊纹又成皇室专用，不另赐。天正九年（1581）、文禄四年（1595），已有菊纹禁用令；明治元年，明治四年，也颁发了禁止皇族以外使用令，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皇室仍使用十六花瓣的八重菊的纹样作为天皇家徽章。

西方人认为，菊生于中国，而故乡却在日本。这不仅是因为以菊纹作皇家徽章，日本人为始作者，还因为其花瓣呈放射形，像太阳那样放射出灿烂光芒。

樱花，是精神性的，属于整个民族，成为民族之心——日本人的心蕴；而菊花，则专门属于皇族，具有唯一性。

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平上来看，樱花是民本主义的花，而菊花则是王权主义的，花在日本也被意识形态化了。民本主义的樱花洒落在日本文学里，被爱樱的人，赏樱的人吟咏。

看樱花，映出人世，看出人生而浮世的微妙。睹繁华，发忧愁，樱之感人心也，何其悲调！发白的樱花，沐浴在冷雨中，摇曳着凝冻的空气，香吐丝丝，如此忧郁的秉受，真个是“物哀”深深了。可它很容易一转而为本居宣长所唱的：“大和国之大和魂……，沐浴朝日，散发香味儿之山樱。”

爱樱，以樱入画，爱樱，使樱纹样化。然而，在工艺化方面，樱花不如菊花，易于文学化的，工艺却难以把握。看樱花，开时烂漫，落时飞散，那都是整体性的，不宜于工艺化。

而菊花，则要一朵一朵地看，一瓣一瓣地赏，因其为个性的，尤宜于工艺。菊之于中国，是文学的宠儿，在日本成了权威的象征，被文学遗忘，那象征的意味，诸如延年益寿等，也被工艺匠意化了，但其美依然，日本人的工艺有多美，它就有多美。

菊之于中国与日本，因国风不同，风姿有别，风韵各异，中国“文学菊”东渡，变成日本“工艺菊”，中国“东篱菊”告别“南山”，东渡日本，变成“天皇菊”，你喜欢哪一种？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