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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破晓东方：反革命分子猖獗，如何铲除？法宝：“冬防“和清理“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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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第三天，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过去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切实抓好对反革命分子的逮捕和审判工作。
要求各中央局在一个月内就此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订出计划，报中央批准后实行。
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运动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于1950年12月19日批示：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他又在1951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镇反问题提出以下五点：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法律依据。
1、上海的敌特破坏形势
上海解放以前有“罪恶渊薮”之称，政府、军队、洋人、帮会、冒险家、逃犯等，明争暗斗，黑幕重重。
解放初期的治安问题，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原因关系极大。自1950年6月23日起，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动用武力对上海进行海上重点封锁，同时经常派遣军用飞机对江南造船厂、十六铺码头等地区进行轰炸，还对长江航线，上海至南京、比京的铁路沿线进行轰炸或扫射，企图切断上海与外界的交通运输，加剧上海的经济危机。
同时，制造恐怖气氛，扰乱市民的正常生活。
前国民党政府预先布置的潜伏特务，以及溃逃流亡的散兵游勇，经常在市区进行有目的的破坏、捣乱。
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前，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均分别在上海安插了潜伏特务，企图作为里应外合的“反攻”基础。
他们或利用各种机会搜集情报，或组织地下武装，阴谋策动暴乱，或进行小规模的暗杀、破坏活动，对上海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乃至市民的正常生活都带来了恶劣影响。
潜伏或派遣特务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均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与一般盗匪的抢劫、偷盗不同，因此，以犯罪性质来说，当时被列为“反革命破坏罪”，并根据公安政策被作为严厉打击的首要对象。
不过，从当时多起“反革命破坏罪”的犯罪手段和严重后果来看，因与社会安全关系极大，故亦具有刑事犯罪的特征。
例如，1949年7月到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浙江舟山基地派遣的多批武装特务，先后潜入上海周边的江苏川沙、南汇、奉贤、金山，以及浙江平湖、太湖一带，在当地组织武装，并打出“自卫军”、“先遣军”等旗号，以“自救救国”、“青年救国”等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
他们不仅散布谣言，骚扰民心，更经常抢掠财物，破坏居民的正常生活，这实际上已经触犯了刑律。
据统计，从1949年5月底至1953年底，上海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罪”中，行刺暗杀案共14件，其中，直接负有暗杀任务的为11件，以市长陈毅为目标的就有8件；此外还有爆破案3件。
抗美援朝开始之后，特务活动频繁，有的利用人们的恐美心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有的对水电厂等要害单位进行破坏活动。
其次，帮会、流氓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
上海曾是国内帮会势力最为突出的城市。解放以后，以帮会形式出现的刑事犯罪活动与以前有所不同。
一种是结伙行凶抢劫。1949年下半年，以安徽人组成的一个盗匪团伙，结成帮会，在市区西南的徐家汇一带活动，成员有200余人，其中既有解放前入伙的惯匪惯盗，也有解放后加入的城市游民，专门抢劫或盗窃民众财物。
上海的水上文通运输，一直是治安管理的薄弱环节，故盗匪和帮会团伙众多。
解放初期，以帮会形式出现的盗匪活动尤为猖獗，作案涉及范围，既有内河航运，也有近海航运，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一个称为“水河帮”的团伙。
这股犯罪势力的历史，可追潮到清代光绪年间，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严密的帮规，势力范围以江苏、安徽、浙江与上海地区为主，各处均设有联络点，成员众多，在抗战时期一度发展到400余人。
在其势力范围内，又以沪杭铁路的东西两侧为界，根据帮内成员的籍贯分为两个分支帮派，东帮称为“盐阜帮”，西帮也称“兴化帮”，各自行动。作案中也携带少量枪支。
“水河帮”从1949年3月起，即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水域内作案，从1950年5月起，又连续在上海地区的水域活动，作案地点均在内河航运线路上较为偏僻的地方，以抢劫货运船只（队）为主，并伴有杀人致死等严重犯罪行为。
1950年年初的“二六”轰炸期间，曾密谋袭击上海水上公安局渔行湾派出所未成。
1951年3月，在郊区纪王庙大湾子水域持枪抢劫运输船队，劫得大米2.5万余斤。从1949年3月起，到1951年11月底“水河帮”主要势力被消灭的这一段时间内，“水河帮"在江浙及上海一带的水域结伙抢劫作案50余次，杀死32人，抢得生猪294头，大米200余担，船只17艘，以及大量其他财物。
中央对镇反运动的布置，为上海清除残余的敌对势力和恶势力，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和条件。
中央的镇反指示下达后，上海采取了一系列举动，其中1951年1月11日开始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和同年4月27日进行的大逮捕是两个标志性事件。
2、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
1950年11月8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成立上海市人民冬防委员会，陈毅为主任，郭化若、扬帆、曹漫之为主任。各区、街道、里弄成立相应的基层冬防组织。
至1951年2月。全市冬防组织有人员15万左右。
“冬防”，本意是指在冬天要特别防范火灾、盗贼，因为冬天火灾易发，盗贼特别活跃。
但这次郑重其事地建立一套全市范围的冬防组织，则是为了镇压反革命的需要。
1951年1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领布《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要求原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的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上述党、团的成员中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连长以上人员，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及其他一切接受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或蒋介石方面任务的特务人员，于1月11日起，由本人到指定机关登记。
登记工作开始，适逢本市30个区普遍召开区人起代表会议，代表们在会上进一步了解了中央和上海市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法令，回去之后又向群众进行了普遍深入的动员，提高了大家的防奸反特意识。
各大报纸及时地展开舆论攻势。
到2月23日，已有19059人履行了登记，其中特务8575人，反动党团分子8126人，其他2358人。
这些人中现在政府机关内部的有323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1870人，在学校的有1574人，其他12376人。到4月中旬，履行登记的人员增加到2.3万余人。
3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
“自此以后几个月中，上海市的中心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其他单位所进行的日常业务工作，也必须结合到镇压反革命工作上去，不能结合或可缓办的工作，由少数人负责执行或缓办。”
于是，各机关、工厂、企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开始大力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成立各自的专门委员会和审查小组，集中干部审查已有的反革命分子材料。
市区监狱也开始清理，将普通刑事案犯移送到其他地方去，以便腾出空位。公安部门开始陆续逮捕反革命分子，自1月初到4月27日以前，共捕获7282名。
4月11日至18日，上海市召开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镇压反革命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作《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
代表们在会议发言中情绪高涨，强烈要求对反革命进行严厉镇压。
会议代表们批评政府以前对反革命分子过于宽大，责成上海市政府纠正这一偏向，号召全市人民要分清敌我，支持政府，积极加入镇反斗争。
4月23日，会议选出的新一届上海市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成立“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协助审判机关工作。
该委员会的35名成员中除共产党干部以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
3、四二七大逮捕
此时政府正酝酿着一次大逮捕。
大逮捕的对象：
“主要是历史上罪恶重大应办未办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曾经宽大仍不悔改继续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各地逃来上海的各种反革命分子，以及抗拒登记或登记不诚的反革命分子。
其中包括匪首、惯匪、以反革命为目的或出身于反革命阵营的强盗等刑事罪犯、恶霸地主、工厂恶霸、码头恶霸、街道里弄恶霸、妓院等娱乐场所恶霸、特务党团分子、反动军官，以及罪证确凿、群众痛恨的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反动流氓头子”。
但是各政权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不与这次逮捕对象同时处理。
上述逮捕对象的名单，主要是根据过去长期侦察以及各地转来的材料，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中掌握的材料与群众检举告发的材料，加以整理核对和逐级审查，然后确定的。
为了此次审查，临时集中市委、市府各机关干部，党校、团校、工农速成中学等三校干部学员共899人，与市公安局的干部起组成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办公厅，审查程序一般是先由党支部收集材料，加以研究后提出意见，送交区党委办公室。
区党委再行整理提出意见后，送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办公厅复核。最后由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审查批准。
从4月16日到26日，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共突击核查各区提出的初步材料12203份，最后批准逮捕的为9728份。
在这些材料中，登记不诚者占43%，抗拒登记者占24%，不属于登记范围但必须逮捕者占33%。
4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
这次行动，参加人数为35889人，其中部队14446人，警察9494人，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和青年群众11949人。
除负责警戒看守的人员外，直接参加逮捕押送工作的有23247人，分成4445个行动小组。
4月27日午夜12点，同时在全市30个区及水上地区进行搜捕，翌晨8时结束大规模行动，共捕获人犯8359名。加上其后一周内又陆续捕获的人犯，此次行动共逮捕9010人，完成预定计划的92%。
3、控诉和审理
大逮捕之后，首先要争取各阶层人民对这一举动的理解和支持。
《解放日报》4月28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市人民政府执行代表会议决议，反革命罪犯昨大批就逮》。
同日，市政府与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各区召开区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内容都是通报大逮捕的情况，委员们纷纷表示拥护这次行动。
4月29日，上海举行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公审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
各基层单位组织群众收听现场实况广播。
会议先由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扬帆报告上海的镇反情况和大逮捕的过程，然后逐一公审9名罪犯。
每一罪犯公审前，由上海人民检察署公诉罪状，再由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同时进行控诉。
这些罪犯中有杀害群众近千名的，有强奸女工100多名的，有残害革命烈士多人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会场上下群情激愤，连连喊杀。
会议决定提请军管会和人民法院将9名罪犯连同控诉中提到的两名帮凶全部处死。
二分之一以上的上海市民收听了实况广播，情绪热烈。由于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多，当时的新闻媒介把这次大会称作“万人公审大会”。
这次公审大会后，全市普遍推广控诉会这一形式，到9月底，全市共举行了3200余次控诉会。
苦主们在会上倾吐多年的冤仇，激起了，广大人民对反革命的愤怒。他们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了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提高了警惕。
4月到9月，全市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4万余份，有力地推动了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
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情绪及被动员起来之后的巨大威力，对犯罪分子起着震慑作用。
一般的刑事犯罪大为减少。提篮桥监狱把公审大会的录音作为管理人犯的一种手段，收效显著。人犯入狱之初，绝食、吵闹、企图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监狱就把4月29日公审大会的录音有选择地播放，结果人犯的情绪大多稳定了下来，并纷纷要求检举他人立功自救。
大逮捕后的审理工作，进行得十分慎重。
审理方法一般是市、区分工，区审市核，即区里进行初审并提出量刑意见，由市审判机关核准。
判决书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有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的557名审查人员，参加了案件的审理工作，对某些案件提出了不同的量刑意见，起到了监督作用。
其中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共审查了1599个案件，涉及人犯2210名，提出加刑建议94个，减刑建议32个，大部分被军管会采纳。
并建议对16起案件继续研究，军管会完全同意。报纸上及时公布反革命案件判决结果、罪犯名单和罪行等。
4、清理“中层”
所谓清理“中层”，就是清查军政机关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按照中央部署，这是镇反运动的一部分。
从市府机关清理“中层”的情况中，可以窥一斑见全豹。
清理“中层”是内部用语，市府机关开展这一工作的公开形式是“镇压反革命学习总结”。
市府成立“机关学习委员会”，各局（处）设分会，局属处之干部较多者设支会，以领导此次学习。各级学习委员会均为统战性质的组织，其中的共产党员成立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
各局、处的行政首长被要求亲自负责此项工作。市府直属各局(公安局除外)、处、会等23个单位975人参加了学习，其中干部6754人，勤杂人员3221人，共产党员1345人。
清理工作从1951年8月16日开始，这一天潘汉年副市长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放下包袱，相信党相信群众。随后，各单位就成立了各级学习委员会，组织大家学习有关镇反文件。是为思想酝酿阶段。
9月初，各单位先后转入个人填表登记、交代历史、小组讨论阶段。
需要交代的是“政治性的历史关节问题”，具体包括：
参加过的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参加过的反动会道门、帮社团体，有过的反动罪恶行为，以及其他必须向组织上交代清楚的问题。有上述问题的人被要求填表登记，讲清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事人被要求在小组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其他人可以提意见，提问题。
就小组会上应采取的态度，卫生局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即：
一要忠诚老实，对个人负责，对同志负责，对人民负责：
二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隐瞒欺骗；
三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
一不要长篇大论，不着边际；
二不要本末倒置，避重就轻；
三不要感情用事，一团和气。
这种态度被推广提得。
当小组成员表示满意之后，当事人的交代就算通过了然后由各级学习委员会进行复核，提出处理意见。清理工作至10月中旬基本结束。
经过这次清理，初步弄清了市府各单位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早被掌握材料而从未坦白的229人中有176人这次坦白了自己的历史；未被掌握材料而此次自动坦白者68人；以前坦白过，此次补充材料和重新坦白者1331人。
这些人中有特务241个，反动党团分子1367名。他们交出手枪5支，军刀3把，子弹66发，摄影机1架，反动证件483件。
解放初期，围绕着一系列影响政治局势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宁的社会问题，展开了整顿社会秩序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始终以政治力量为主导，以人民群众为依靠，由此体现了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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